破产，作为企业不复存在或终结的一种法律形式，是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愿面临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环境的多变性、市场竞争的激烈以及企业内部管理中的各种问题，都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严重时会导致企业陷入破产危机。破产是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斯芬克斯之剑”，随时都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一击。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生存与发展的严酷竞争中，由于效率、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劣势，一些企业必将被淘汰出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企业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并非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存在形式，它有生命周期。企业破产消亡只不过是社会这个有机体内正常的新陈代谢行为，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市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淘汰劣势企业，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消亡不可避免。据统计，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40年；欧洲与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5年；跨国公司的平均寿命为40～50年。日本一项研究表明，企业在本行业处于主导地位的时间不超过30年，很快便会从强盛走向衰败。
“破产热浪”似乎正在席卷全球。表现最明显的要算美国，自2001年3月份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以来，大型企业破产事件就不断发生。10月，著名品牌企业宝丽来申请破产；12月初，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宣布破产；2002年1月22日，美国零售业巨头凯马特宣告倒闭；1月28日，美国电讯业巨子环球电讯也宣布停止运转，而在此期间，泰科国际公司也宣布一分为四。专家纷纷指出，美国企业破产将进入高峰期。“破产效应”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极大震荡，给已出现复苏迹象的美国经济以沉重打击，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2002年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大型破产案接二连三，倒闭企业的总资产连续两年破纪录。2002年一年中，美国总共有186家上市公司申请破产，总资产达3 680亿美元，较2001年增加了1 090亿美元。
电讯业是破产的重灾区，美国破产事务专家指出，2002年最大宗的破产个案之中，电讯公司占其中一大部分，而2003年陷入困境的行业，估计会是电力能源业和零售业。根据破产资讯公司Bankruptcy Data.com公布的最新资料，美国1980年以来十大破产个案中，2002年占了5宗，当中最大宗的是世界通讯（World Com）破产，另外，主要大型破产案包括联合航空、环球电讯和Conseco保险公司等。
专家在总结美国破产案时指出，过度扩张几乎是这些公司破产的共同原因，例如，安然公司仅用了10年时间，就从一家地区性的能源供应商，如海绵吸水般膨胀为全球最大能源供应商，总资产达到620亿美元；而环球电讯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就使总资产达到224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讯公司。业务过快扩张的直接后果，是高负债率及资金不足等财务危机，上述公司都是因资金供应不继而崩溃的，盲目扩张已经成为威胁全球企业的最大敌人。
无独有偶，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系中，德、英、日等国家的企业破产个案也大幅上升。
德国信贷信息中心6号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德国共有约37 700多家企业破产，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家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德国企业破产数比上一年增加了16.4%，在西欧国家中增速居首位。破产企业中不乏有像菲利普·霍尔茨曼建筑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尤其是德国最大的影视传媒集团基尔希集团宣布资不抵债后，引起欧洲各国媒体广泛关注，病疴在身的德国银行业遭遇了极大的冲击。据该信息中心统计，2002年整个欧洲宣布的企业破产案共15万起，造成至少160万人失业。
英国2002年破产企业数量飚升至1994年结束经济衰退以来的最高水平。“企业资讯公司邓白氏（D&B）”表示，2002年企业破产数量上升7.2%，共有43 500家。D&B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份上旬宣布破产的43 458家公司中，有18 628家公司进行清算，而有24 830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宣告破产。
2002年，日本全国无力偿债而主动提出破产的企业为223561万家，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5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破产”一词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企业来说，都是“新鲜事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盈亏由国家统包，只要企业设立，就少有因经营管理体制不善或是经营亏损而消失，除非国家有关部门决定撤销该企业。
1986年，不足200人的沈阳防爆器械厂由于经营不善在国内公开宣布倒闭，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并引出一部《破产法》而载入史册。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破产法》之后，“破产”逐渐被社会经济所接受。
据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一份专题报告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年均发生的破产案件数目由1989年—1993年的277起，上升到1994年—1995年的2 100起，到1996年—1997年增加到5 640起。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发生了数万起国有企业破产案。这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有些是特别巨大的国有企业，像哈尔滨阿城糖厂、山西纺织印染总厂、沈阳冶炼厂等，都是特大破产案。现在的问题是，剩下的国企都是一些很难进行破产操作的企业。国有企业破产的数量多，已经达到破产条件但现在无法实施破产的所谓“待破产”企业数量更多，如沈阳市从1986年开始试点破产，到2001年已经15年了，共有125户国有和集体企业实施破产，但是“待破产”企业数量达到了162户。
自1993年通过《公司法》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公司破产，还有三资企业的破产。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至今共有480户企业破产，绝大多数是公司破产和涉外破产。在证券市场上，号称代表中国“最好的经济面”的许多上市公司也面临着相当幅度的破产问题。许多ST企业实际上早已具备了破产条件，郑百文重组案、猴王集团破产案以及银广厦惊人的骗局，都揭示了国内上市公司低劣的质量和空虚的内躯。某些上市公司的退市与破产清算，应该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涉外破产案，有些影响特别巨大，像1998年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和2000年的广东控股集团公司破产案，涉及了许多国际和海外的债权人，引来全世界对我国破产制度的瞩目。
企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古典企业制度时期和现代企业制度时期。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组织形式，是企业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进步的结果，从它诞生开始，就一直处在不断完善、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
现代公司制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大约14、15世纪，在欧洲国家开始出现一些人将自己的财产或资金委托给别人经营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下，经营收入按事先的约定进行分配，经营失败时，委托人只承担有限责任。15世纪末，随着航海事业的繁荣和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迎来了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1600年，英国成立了由政府特许的、专司海陆空对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这被认为是第一个典型的公司制企业。到17世纪的时候，英国已经确立了公司的独立的法人地位，公司已成为一种稳定的企业组织形式。
生产要素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的重要特征，对公司行为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古典企业里，生产要素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不会产生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分歧。在这里，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意志，一个目标。而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自然是在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分割，由此产生了公司行为目标的冲突，产生了两种权利、两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两者的利益目标就会发生偏离，甚至冲突。
从企业制度角度来看，财务危机是一种责任履行危机，是责任无法承兑的可能性。根据代理学说理论，当企业向债权人借入资金后，两者便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债权人与债务人（股东及其管理者[1]）之间的关系。借款合同一旦成为事实，资金一旦进入企业，债权人就基本上失去了控制权，股东就可能通过管理者为自身利益而伤害债权人的利益，这种情况在发生财务危机时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债权人对企业资产具有优先但只是固定的索偿权，而股东对企业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却对企业剩余资产具有无限的索偿权。“有限责任”给予股东只需要将充其量企业的全部资产交付给债权人而不必偿付全部债务的权利，“无限索偿权”给予股东获得潜在收益的最大好处。这种损益的不对等分配机制，使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去从事那些尽管成功机会甚微但或许获利颇丰的投资活动。如果投资成功，债务人随之受益可观；如果投资失败，债权人将承担大部分损失。其结果是财富从债权人手中转移给了股东，而风险则转移给了债权人。
至于国有企业，以及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股份制企业，与一般性股份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这类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大部分为国家所有，但股权管理又由国家委托国有资本经营中介公司（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代理，国有资本经营中介公司再委托国有企业经营层实施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股权的“双层委托”，根源于“所有者缺位”，国有股权形同虚设。在一些形式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经营者实际上支配了企业的财产，而不受所有权的约束，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旦将资金注入到企业中，不论是以股权资本形式还是通过国有银行以债权资本形式，就基本上失去了对资金安全使用的控制权，甚至失去了监督权。经营者很少对资金的安全使用承担法律责任。在国有企业中，动用国家资金或国家贷款进行风险性投资屡屡发生，反正“钱”是国家的，不花白不花，投资收益归企业，投资损失归国家。
在国有企业中，困境企业为了摆脱财务危机，往往采取各种策略逃债、赖债或弃债，主要表现在借企业改制、重组之名，采取合资嫁接，母体裂变，国有民营、化整为零、金蝉脱壳以及假破产等方法逃避和架空对银行的债务责任，使银行信贷资金损失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资不抵债，依法破产，原本是市场信用制度应给予企业的惩罚。但是，国有企业破产则发展为债务的清理完全无视债权人权益，破的主要是债权人（国有银行）的债权，企业从破产中没有受到多少惩罚，反而获得了逃脱债务的好处。破产演变为假破产、真逃债。在ST、PT类的上市公司，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手段应对财务危机的困境。
1．利用壳资源进行输血，而非造血。许多债务重组方式是首先通过股权转让（通常是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股权转让），引入新的投资者成为公司的大股东，然后大股东将自己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壳公司，使其财务状况得到改观。然而这样做的问题是，虽然通过债务重组给公司输了血，注入了一笔资金或优质资产，但公司基本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等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公司没有获得真正的“造血”机能，公司过去累积的巨额债务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公司在短期虽然实现了账面扭亏，但经营1～2年后，又照样滑入高负债的ST、PT的深渊。
2．报表性重组比例较大，重组过程中盈余管理问题严重。一般说来，重组的目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谋求进一步发展。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重组实务中，有相当比例的公司把重组当作盈余管理的手段，通过虚假的重组，制造利润，粉饰财务报表，以达到保配保壳的目的。这类重组的最大特点是，对企业原有的治理结构、管理与经营模式等触动得少，重组当年的经营业绩有明显的改善，但随后经营业绩又出现大幅下滑，甚至更糟。
3．关联交易多，协议转让多。这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裙带现象”：上市公司发生的财务危机，很多是由于其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违规占用资金等手段来使自己获利，结果使上市企业陷入窘境。一旦上市公司由于巨额债务、连年亏损而面临停牌、摘牌危险时，又是控股大股东站出来，通过资产置换来缓解上市公司的债务危机。控股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这种“裙带”关系的存在，使公司财务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消除，甚至由于连年的累积而愈陷愈深。
企业开展财务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理财环境下进行的，理财环境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具有制约作用。按系统论的观点，环境是存在于某系统之外，对本系统有影响作用的一切系统的总和。如果把企业财务，包括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当作一个系统，那么企业财务系统以外的对财务系统有影响的一切因素总和，便构成了企业的理财环境。理财环境是企业财务管理赖以生存的土壤，亦是开展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舞台，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只有适应外部环境，才能使企业这个经济系统在与外部环境交换上达到良性循环，顺利实现企业经营的生存和发展目标。否则，就被视为企业失败。
企业破产基于企业失败，企业失败的症结和直接表现是财务失败，因为价值是联结企业与外部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一根纽带，一根直接威胁企业存亡的生死纽带。回顾财务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理财环境两个方面的变革推动着财务管理的发展：一是社会经济环境的革新，要求将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财务管理的范围之内；二是经济组织结构的创新，要求财务不断适应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而调整其运行机理和运行机制。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正在悄悄地变革，并考验着企业适应能力进而影响着企业的存亡。
第一，市场的企业化。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企业组织形式以不可抵挡之势进行扩张？自从亚当·斯密揭示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后，人们一直都在矛盾中徘徊，一边高举着市场调节的大旗，一边又不断地将市场交易企业内部化。人们在赞美市场自发调节机能的同时，又为市场不可捉摸的脾气而犯愁。于是，兼并重组风起云涌，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人们企盼通过企业组织形式以更多的行政计划指令取代市场调节。“技术必要性说”、“市场替代说”、“共同目标说”、“控制权说”，各种企业组织理论学说纷纷出场。[2]其中，最典型的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市场替代说”，科斯的研究结论是：企业在市场失灵时具有超越市场的协调能力，企业组织形式能够节约经济交易费用，企业是可以替代市场的经济组织。“市场替代说”给了人们一种启示：为什么市场需要企业的协调能力，为什么需要以企业来替代市场，因为市场太不确定，风险与危机四伏。试图将市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相对确定性，防范风险的目的恐怕是对企业扩张行为的一种合理解释。
第二，企业的市场化。市场的企业化带来了企业的市场化，企业扩张的结果是企业组织的股份化、集团化和国际化。一种不同于企业、公司而被认为是“第三种形式”的企业组织形式，一种既保留市场调节机能又能集体防范风险的管理结构——联盟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知识联盟（即技术互换）、战略联盟（即合作生产、购产销联合）、产业联盟（即价格联合）等联盟组织形式的出现，既保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又成功地将市场环境和外部交易纳入内部化，使其组织成员可以根据变幻的市场经济环境，灵活而经常地调整经营方针和经营活动。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却日趋简化，随着电子邮件和数据库资源共享等电子网络的发展，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中间管理层的功能正在削弱，减少管理层次，缩短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距离，提高了经济组织对市场风险变化反应的灵敏度。
第三，经济的金融化。现代社会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产业活动与金融活动密切结合的特征，经济的“货币化指数”（货币交易的产出量与整个国民经济产出量的比值）越来越高，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带动货币性金融工具交易量的迅速扩大，经济的货币化发展到了经济的金融化。[3]企业的市场化也推进着经济的金融化，股份化、集团化的企业组织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也造就了一大批以股东形式出现的资本所有者。这些群体对社会经济的参与，带动了票据证券、合约合同等信用商品经济的发展。股份化、证券化的投资趋势带有明显的防范风险色彩：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会有经营风险，不如将资本投入证券等信用商品，一旦被投资对象的经营业绩不佳，可以抛售证券而转移风险。反之，被投资对象不能向资本所有者交待经营业绩的责任、交待资本价值增值的责任、交待资本偿还的责任，于是便构成了企业的财务危机。经营业绩差也许还并不构成财务危机，但无法向资本所有者交待资本责任却直接演变成了财务危机。
1．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的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尤其突出。从一般原因看，内部人控制是代理人与委托人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在代理过程中代理人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而导致的。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控制主体缺位。从理论上说，占支配地位的大股东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会比其他股东更有动力去监督和激励经营者，使得经营者的行为符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要求。然而，由于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不确定性，所有者权力往往被肢解、分散到各个不同的行政部门手中，而政府的目标常常并不与资产所有者的目标相一致，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目标也存在冲突，再加上政府的特殊身份，使得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表现为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产权上的“超弱控制”。经营者与政府博弈的结果是经营者往往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状况；同时又利用政府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托责任，转嫁自己的风险。
第二，国有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统一。我国没有像其他转型经济国家一样，通过私有化来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变事实上的控制权为合法的控制权。所以，不合法的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显得更加不合理，对企业的危害更大，极大地增加了所有者的代理成本：一方面，没有剩余索取的刺激，内部人的工作不甚努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差；另一方面，内部人利用事实上的控制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所有者、公司和相关者的利益。
第三，很难通过资本市场对经营者实行有效约束。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仅仅是给企业提供了一条融资渠道，而不是完全的产权市场。上市公司流通股在总股本中所占比例较小，而国家股和法人股又高度集中，即使将公司的流通股全部买进，也不可能取得公司的控制权。所以，无论是代理权的竞争还是敌意收购，都无法对经理进行有效 约束。
2．银行对企业债权的软约束
第一，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强烈依赖。我国企业自我积累严重不足，运营资本主要依靠外部融入，银行贷款基本上成为了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的惟一途径。虽然近几年直接融资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间接融资主导仍是我国企业融资最显著的特征。
第二，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对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信贷资金对企业硬约束一般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利率水平适中，利率变动对企业资金的需求有较大的调节能力，能够对企业资金需求形成有效约束，或者说，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有较高的利率弹性；二是企业必须按期偿还本息，用科尔内的话说，企业“必须履行贷款协议中的每一条款：分期付款中到期应付的部分必须如期归还，并且按合同支付利息，贷款协议是用严格的法律来执行的”。据此，可以判断出银行信贷资金对企业是软约束的，主要表现为资金利率水平低于合理界限且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提高不能有效地抑止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大量拖欠银行贷款，甚至逃废银行债务等。
3．信息不对称加大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债权人放贷的目的是收取利息收益，强调资金的收益性。由于贷款的期望收益率取决于贷款利率和债务偿还的概率，在利率一定的情况下，债务偿还概率越小，债务违约风险越大，债权人的收益就越小。因此，债权人在强调贷款利率高低的同时，更加关心贷款的安全性。债务人总是比处于企业外部的债权人更了解资金的用途，更了解企业的状况，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还缺乏有效的信息系统和完善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造成贷款人无法对借款客户的信用质量和债务偿还概率做出可靠的判断。
在不能正确比较众多借款企业之间的信用质量时，债权人只能按照所有借款者的平均质量来决定其贷款利率。在资金的投资报酬率一定的情况下，信用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借款者认为按平均利率取得资金不合算，从而不愿从市场筹集资金扩大经营规模；而信用质量低于平均水平的借款者首先考虑的是筹措资金，不太注重能否还贷问题。由此导致信贷资金向低质量借款者流动，越是信用质量差的借款者越是积极地取得市场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信贷资金分配机制就是所谓“逆向选择”问题，类似于货币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
信息不对称，不仅会使得在借款交易完成之前产生对信贷资金的“逆向选择”，而且在借贷交易完成之后，借款还会发生“道德风险”，即借款人利用私有信息选择有利于增进自身效用而不利于债权人的行动，如债务人违反借款协议私下改变资金用途，从事高风险投资，转移资金、弃债逃债等。一般来说，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占用的资源越多，出现财务危机后引起的社会震荡越大，形成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就越大，政府也就越不能让其破产，在一定的时候还必须加以扶持。这也造成了处于财务困境企业的投资欲望不断膨胀，冒险投机行为时有发生。
从理论上讲，债权人可以通过对债务人的严格监督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要想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债权人就必须在贷款之前和之中通过调查、咨询、分析、监督等方法，来增进对债务人及其投资活动的了解，但这些活动都要增加信息的获取成本。信息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为取得信息而付出代价的债权人不可能获得信息投资的全部收益，其结果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债权人都不愿意自己进行信息投资而让其他债权人“搭便车”。这样，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对债务人的监督活动中去，而使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得以消除。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对企业债权外部约束的软化，是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信息的不对称性则加剧了财务危机的程度。财务危机外部表现为责任无法履行，从责任履行角度防范财务危机，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健全对经营者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和债权约束机制，建立以债权人主导下的企业筛选机制；二是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符合国有企业特情的公司治理结构，削弱内部人控制程度。
从企业走上经济舞台上的那一刻开始，企业失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企业失败问题的研究逐渐走入科学的轨道，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理论背景，则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才开始的，在此之前的研究相当零碎、原始，通常只是简单描述性的。
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解释企业失败和破产的规范性理论不多。根据Richard Morris教授的考证（1997），目前对企业失败和破产的解释，在理论上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非均衡理论”，主要用外部原因的冲击来解释公司的破产，如混沌理论和突变（Catastrophe）理论。
第二类是用具体的经济原因，例如市场结构、资本结构及公司的定位等理论来解释公司破产，如Scott（1981）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没有外部资本市场的赌徒破产模型、具有完全外部资本市场的赌徒破产模型以及不完全外部资本市场的赌徒破产模型等四种模型。
第三类是近年来在公司合约和代理模型框架内进行的分析，试图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来解释公司的破产。
第四类是建立在管理理论和商业战略理论基础上的企业失败理论，这类理论试图通过寻找公司管理和战略上的弱点来解释破产，此类研究主要以案例研究为主。
上述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描述和解释了企业失败并导致破产的原因，但总体而言，对企业失败比较普遍性的描述研究，还是集中在企业生存因素分析和现金流量模型分析两个方面：
1．企业生存因素分析
关于影响企业生存的因素，大多研究者都认为，一个企业的生存要受到企业内外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如果各种因素能够适当的搭 配，企业生存的机会将会增大，并可能获得良好的获利空间，反之，企业生存无法保证的原因就在于生存因素的冲突和矛盾，直至激化酿成破产。
这一认识以Argenti（1976）的观点为代表，Argenti认为影响企业生存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1）企业本身的特性因素；（2）产业特性因素；（3）整体环境因素。Alves（1978）又将上述因素加以诠释，认为“企业特性因素”属于企业内在因素（internal factors），这些因素大部分都可加以控制，包括经营者管理能力、企业的组织结构、自有资金大小程度、生产技术优劣程度、企业根基是否稳固以及其他诸如企业商誉、商标、特许权、经销网、债信、公共关系、设立地点等因素。整体环境因素多属于不可控制因素，而产业特性因素将视企业的市场力量和控制能力而影响不同。这些因素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产生不同经营状况和市场地位的企业，最后反映在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上。
在此基础上，Sharma和Mahajan（1980）两位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失败的过程模型。他们认为，企业运营发生困难的原因绝非一朝一夕所致，企业生存是受内在与外在因素的相互影响。根据实证分析，错误的管理是导致运营困难发生的主要原因，而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ex）的恶化则是发生运营困难的征兆。
2．现金流量模型分析
Blum（1974）被认为是第一位为企业失败的预测建立指标模型框架的研究者，他所构建的“现金流量预测模型”，以现金流量为预测导向，把企业看作流动性资产的蓄水池（pool），对企业生存的观察重点，就是要维持“蓄水池”流入与流出的某种比率。他认为，公司债务到期未支付、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同意减少负债时，就是企业失败。因此，可以用现金流量的流动性（liquidity）、获利性（profitability）和变异性（variability）三类指标来建立企业失败的预测模型。
Blum在1974年对1954年—1968年共115家经营失败与正常的企业进行了研究，按照产业、员工数目、销售净额三项标准来配对，将财务比率的变化趋势与变异数纳入研究范围，作为变量分析。在其研究的12个变量中，有6个是变异性指标，包括趋势值、标准差、斜率等，其余的6个变量是传统财务比率。现金流量分析模型认为，如有下列情形发生，企业失败的机率将会增加：蓄水池的容量变小；流入量减少、流出量增加；流入量与流出量的变异量增加；该企业所属的产业有逐渐趋于失败的倾向等。现金流量理论用“蓄水池”流入与流出的比率，对企业的财务失败作出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诠释。
所谓“企业失败原因”，科学的叫法应该是“影响企业失败的因素”。在企业失败研究中，很多因素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能够完全证明是因果关系，在这里，为了符合大众习惯叫法，仍称之为“企业失败原因”分析。
影响企业发生财务困境、企业危机并导致企业失败甚至破产的因素极为复杂，最近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此研究具有一定造诣的学者有：Joel E.Ross & Michael J.Kami（1973）、John Argenti（1976）、占部都美（1963）、海伦·比尔（Helen Beare）。对于企业失败原因的探讨有不同的看法，理论研究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大类：
（1）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这里说的经营环境主要是针对总体经济环境而言，在很多的研究中都看到经济学上的景气循环的存在，即衰退、萧条、复苏、繁荣，企业如果没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经济循环环境，包括最近几年频频出现的金融风暴，也包括最近全球经济出现萧条趋势，那么企业失败的可能性将会增大。
（2）企业经营管理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高低最终表现为企业竞争力的高低，表现为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减，在企业的投资、经营战略、销售等各个方面经营管理的水平，都影响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因素是企业失败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常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来反映。在构建企业失败预警模型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财务指标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进行判断和分析。
（3）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的控制和稽核制度，通过对会计系统、审计系统、绩效评估等内部控制制度的科学设计，实现企业对资源浪费、财产失窃和资产无效使用的预防。
（4）公司治理机制。现代企业理论指出，不能解决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偷懒”和“搭便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采用不当的公司治理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企业的有效发展，并导致企业最终的成败。对企业失败原因的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提到董事会构成和股东构成问题，公认它们和企业的最终成败有相当直接的关系。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将这种关系构造出相应的预测模型，把这些关系用函数和变量来表示并加以测算。
（5）经济政策和国家法规的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会影响到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进而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生存。在已有的研究中，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工商管理政策、产业政策、证券监管政策以及破产相关法律法规是企业失败原因分析的重要因素。
企业失败的原因很多，外部理财环境、内部管理因素等，稍有不慎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这些原因都是外显性的而非原发性的，事实上，每一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背后都是一个资本流通的循环周转过程，资本流通所固有的对资本增值的欲望，正是企业失败的原发性症结。
由计量货币到垫支货币，形成了独立财务形态。财务是基于对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的管理要求而产生，这种货币管理要求源于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货币具有价值尺度，能充当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购买任何商品，“取得了一种由它的特殊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4]。财务把货币作为商品来管理，其管理内容便是货币“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即货币的消耗使用。通过货币的消耗使用，使得货币的拥有数量增加。当财务把货币流转作为专项的管理对象时，货币再也不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了。
理财环境的悄悄变革使财务与生产、企业与市场的传统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产业资本运动形式G—W…P…W'—G'中W…P…W'的生产过程部分被掩盖，外部投资者关心的是G—G'的过程，直接关心的是垫支货币能否增值，W…P…W'的生产过程在外部投资者眼里只是成为了市场对企业未来价值估计和评价的内容。期票汇票、股票债券等信用商品的出现并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使G—G'的生息资本运动过程有了财务经营意义的媒介，G向G'的转化就可以暂时脱离中间的实体交换媒介，只要是G—G'的过程，而不论其中间的资本交换媒介如何，都被视为财务经营过程。
如果把财务视为G向G'的转化，由于G'只表现为资本循环过程的结果，没有把造成这种结果的过程表现出来，因而在G'上只有本金和超额价值的量的区别，看不出本金不同组成部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质的区别，财务危机和风险便会从产品经营中凸现出来、集中起来，总的表现为阻碍G向G'转化的桎梏。可以说，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实现G向G'的转化，无法实现垫支货币的收回和增值过程。
破产企业一般在破产的前几年就会显露出种种破产迹象，因此，如何利用会计数据、运用恰当的财务指标、通过一定的方法对企业财务失败进行预测，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西方国家对财务失败预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如下进程并显示出明显特征：
1．早期的财务失败预警研究，一般采取趋势分析的方法，考察企业在面临财务失败前其财务状况的变化趋势。对企业状况评判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早在中世纪随着商业银行在欧洲的兴起就已经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
2．对破产公司不同特征的详细研究，是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最先进行的，研究的动机可能是受到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崩市和随后持续多年大萧条的影响。调查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破产企业的财务比率与正常企业的财务比率迥然不同。随后，研究人员和社会咨询机构都利用这个基本前提，在基于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比率的基础上研究企业破产预测模型。
3．Fitzpartrick（1932）开展的单变量破产预测研究，是最早的财务失败预测指标研究成果。他以19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单个财务比率将样本划分为破产和非破产两组，Fitzpartrick研究发现判别能力最高的是净利润/股东权益和股东权益/负债两个财务比率。
4．尽管Fitzpartrick研究的结果很直观，但一直过了三十多年后的1966年，才有人沿着他的这条思路继续研究企业破产预测问题。Beaver（1966）使用由79组公司组成的样本，分别采用了反映公司不同财务特征的6组30个变量，考察在公司破产前1～5年的变量数据，以检验这些指标对破产征兆的预测能力。他发现最好的判别变量是营运资本流/负债指标（在公司破产的前一年成功地判别了90%的破产公司）和净利润/总资产指标（在同一阶段的判别成功率是88%）。Beaver的研究还发现，越临近破产日，指标的误判率越低。
5．Altman于1968 年首先使用了多元线性判别模型来研究公司的破产问题。根据行业特性和资产规模，他为33家破产公司选择了33家非破产配对公司，选用22个变量作为破产前1～5年的预测备选变量，根据误判率最小的原则，最终确定了5个变量作为判别变量。Altman模型的预测能力相当准确，更可贵的是Altman模型的使用成本极低，而预测效果在这样的成本收益比下就显得非常难得。目前，多变量分析方法被大多数研究人员采用，成为一种主流的财务失败预警方法。
6．随后，对传统预警方法的改进和深化在不断进行，主要是加入各种相关变量，例如产业因素、经济周期、公司治理结构因素、会计师审查意见、现金流量因素等，试图提高企业失败预测判别的准确率。Altman等人也于1977年提出了第二代模型：包含7个变量的ZETA模型。
7．随着统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及人工神经元网络、EDF模型、灰色系统模型、混沌理论、COX比例风险模型以及CUSUM模型等新方法和技术，也逐渐被引入到财务失败预测的研究中。
就我国而言，由于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和发展初始阶段，由于中国企业所处的改革开发和转轨变型的背景，比西方发达国家有更多和更典型的企业失败问题素材。中国企业除了面临着发达市场经济企业所遭遇的那些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经济转轨时期的独特问题，很多私营经济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独特问题，很多中外合营企业在不同文化背景相互碰撞时产生的问题。我国对企业破产及财务失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预警管理研究。对中国企业进行预警管理研究比较早、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应该是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现名武汉理工大学）佘廉教授，佘廉教授1988年首次提出“企业逆境管理研究”，曾经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逆境管理——管理失误成因分析与企业滑坡对策研究”，1999年出版《企业预警管理丛书》（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该套丛书是国内第一次系统性研究企业预警问题的著作。
2．企业亏损问题研究。对中国企业亏损问题的研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房维中、吴家骏于1988年主持的一次较大规模和较系统的工业企业亏损调查研究课题，并于1998年将相关研究成果出版了《工业企业亏损调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著作。关于对中国企业亏损问题的研究，其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并且在国务院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后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研究高潮。
3．对中外合营企业稳定性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北京工业大学管理系韩福荣、徐艳梅等人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稳定性与寿命周期研究”课题，并于1997年将相关 研究成果出版了《合营企业稳定性与寿命周期》（中国发展出版社） 著作。
4．关于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失败问题的研究。近十年来，关于民营企业失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企业失败问题研究的热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国有企业运行机制的反思和对私营企业运行机制的推崇后，中国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地认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失败问题可能更有深远意义。
5．关于企业失败预警模型的研究。目前，有学者开始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失败预警模型建立的问题，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在于：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企业信用评级研究，银行贷款评价体系研究等方面。
6．关于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的研究。由于财务指标通常都是受主观判断较少的量化性指标，而且外部人员可以从财务报表数据中分析得到，因此人们对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的研究比较关注，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上海理工大学顾晓安通过把财务预警分为短期预警和长期预警两个部分进行研究，前者注重分析现金流量，后者则通过综合评价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来构建预警系统；张玲以上市公司的财务比率为基础，根据样本进行统计推断，判别变量用到了资产负债比率、总资产利润率、营运资金与总资产比率、留存收益与资产总额比等五个指标，以原始样本判别值的分界线作为预警临界点；黄岩、李元旭以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了中国工业类上市公司财务失败预测模型，给出了所研究上市公司的Z值范围，用到的指标处理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
总而言之，当代对企业失败问题研究在吸收了各个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统计科学和数理数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并且这些研究范围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
一般意义上来说，风险管理主要是“事前”的管理，目的在于将危险和损失消灭在萌芽之中，而危机管理主要是“事后”的管理，目的在于如何应对所出现的危险和损失，一旦危机出现后如何“收摊子”。但是，财务危机管理与财务风险管理并不能够作严格地区分：第一，“事前”的风险管理只是风险的监测，风险监测只是捕捉到一部分情况，剩下没有被捕捉到的另一部分情况需要危机管理来应对；第二，财务危机管理是财务风险管理的延续，风险监测并不代表风险管理的全部，对过程和结果的控制与处理是风险管理的有效组成部分，没有危机管理的风险管理必定是不完整的；第三，财务危机管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后”概念，危机管理不是被动地应付不利结果，同样包括事前的预警管理、事中的防范和化解管理，没有风险管理的危机管理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财务风险管理和财务危机管理是相互交融、相互延伸、互为部分的，风险管理按预防结果到管理结果的正向逻辑顺序展开，危机管理按管理结果到预防结果的逆向逻辑顺序展开，财务风险是造成财务危机的原因，财务危机是财务风险的结果，无需过于强调两者的边界区别。
企业破产基于企业失败，企业失败的症结来自于财务失败。财务失败（Financial failure）通常是指公司无力偿付到期债务，即偿还到期债务能力的丧失。企业偿付能力的丧失，可以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来度量。存量是指资产存量，丧失偿债能力表现为企业总资产价值低于负债价值，净资产为负值，资不抵债，也称为会计破产。流量是指现金流量，丧失偿债能力表现为企业缺乏偿还即期债务的现金流，即企业现金净流量为负值，也称为技术破产。不论是会计破产还是技术破产，其直接原因都是企业支付能力的丧失，即破产最终表现为企业的财务失败。
基于会计核算的技术性因素，资产存量角度的偿付能力往往是采用账面价值计算的，与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出入很大。这样，除非在十分特定的场合，一家正在经营中的企业是否具有偿付能力，可能由于资产价值的计算方式不同而发生异议。但是，一家经营中的企业是否具有偿付能力，却可以通过比较一定时期的现金流入量和现金流出量而直接观测和度量。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现金流量更紧密地反映了市场因素变化及企业财务环境的变化。因此，从持续经营的角度考虑，企业最关注的并不是“资产存量”，而是“现金流量”。
许多企业尽管账面上表现出丰厚的利润，却因无力支付和清偿到期债务而陷入财务困境，仍然摆脱不了破产清算的厄运。相反，有些企业则可能账面利润表现并不突出，但因其现金流量状况良好，支付能力强，而获得投资者、债权人的“青睐”，得以不断地发展。这一切，是因为账面利润与现金流量差异的存在。在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完全是以现金形式进行交易，且不存在任何资产折旧以及费用摊销的情况下，利润与现金是完全相同的：收入的增加引起现金的流入，费用的增加造成现金的流出，账面利润与现金流量具有一致性。然而，这种理想的假设在企业的现实经营活动中却难以实现，利润的计算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现金的计算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由于利润与现金收支在确认基础上差别的存在，企业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引起现金的流入，费用的增加也并不一定等于现金的流出。由于商业信用，导致了企业应计项目的产生，由于长期资产的存在，导致了费用的摊销，于是账面利润与现金流量不具有一致性了。
企业对投资者承担着给予投资回报的责任，对债权人承担着清偿本息的责任，对社会承担着纳税的责任，对职工承担着给予劳动报酬的责任，这些都需要用现金来支付而不是用利润来支付，利润只是一个当期核算性的数据结果而已。
从生产经营角度上看，企业任何日常经营活动均始于现金而终于现金，从现金到材料、生产品、应收账款，然后再回复到现金的及时转换，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根“血脉”。在这根“血脉”中，企业现金流入的“管道”其实只有现金性收入、现金性融资等寥寥几条，而现金流出的“管道”却实在太多，有经营业务的地方可能就是现金流出的“管道”。可以说，现金的流入与流出就像是每个企业的“心脏”跳动，但是，因现金流入而跳动的次数与因现金流出而跳动的次数在数量上极不平衡，因此，如何调节这种失衡并尽可能维持其均衡，就是公司理财的难点所在。现金流量作为一项财务指标，在企业价值管理与行为管理中呈现出利润指标所不具有的优势，无论是对于投资者、债权人，还是对于企业管理当局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其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企业现金流转的顺畅与否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任何环节的不畅或阻滞，都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轻则造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陷入困境，重则引发企业财务危机的出现，造成企业陷入破产清算的境地，而直接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因此，将财务危机定义为丧失现金流量上的偿付能力就使得财务危机具有可观测性，又包含了更宽的内涵。
企业一旦发生偿付能力方面的困难，应急的处理办法一是借新债还旧债，二是变卖资产。如果企业仍然保持融资成本不变，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当然是较好的选择。但是，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上，资本的市场价格一定会对企业偿付能力发生困难的信息作出反应，企业再融资的成本可能会被抬高，以高利率筹措新资金的方式只是把财务危机推到明天。如果采取变卖资产的办法，往往要受到较多的限制，如专用设施和设备不存在二手市场，即使是通用设备资产或证券资产，在短时间内或不适当的时机出售，也往往要被压价。如果以上两种方式都无法扭转偿付能力的困难，余下的结局将是财务重整、破产清算或被其他企业收购。
1．财务重整
财务重整是指对陷入财务危机、但仍有转机和重建价值的企业，根据一定程序进行重新整顿，使公司得以复苏和维持的做法，是对已经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的抢救措施。通过这种抢救，濒临破产企业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摆脱破产厄运，走上继续发展之路。
财务重整一般采取“非正式”和“正式”两种方式进行。非正式的财务重整是指企业直接与银行或债权人进行协商，作出债务展期或债务和解的安排。其中，债务展期是推迟当前到期债务偿还时间，债务和解则是债权人自愿同意减少债务人的债务，包括同意减少债务偿还的本金数额，或同意降低利息率，或同意将一部分债权转化为股权，或将上述几种选择混合使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财务困难时，债务的延期或减免都会为财务发生困难的企业赢得时间，使其调整财务状况、避免破产。债务展期与和解作为挽救企业经营失败的两种方法，都能使企业继续经营下去并避免法律费用。虽然由于债务展期或债务和解，会使债权人暂时无法收取账款而发生一些损失，但一旦债务人从困境中恢复过来，债权人不仅能如数收取账款，进而还能给企业带来长远效益。因此，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普遍被采用。
但是，非正式财务重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债权人数量较多、债务种类较多的情况下，债权人之间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会使得在没有法律监督的条件下难以达成一致的重组意见；没有法院的正式参与，协议的执行缺乏法律保障。这时，就不得不依法寻求正式的财务重整。
正式财务重整是在法院受理债权人申请破产案件的一定时期内，经债务人及其委托人申请，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对企业进行整顿、重组的一种制度。在正式重整中，法院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要对协议中的公司重整计划的公正性和可行性作出判断。正式的财务重整具有以下特征：
（1）修改资产负债表，按比例减少债务求偿的数额。并且相应削减各种费用和固定开支，或将短期债务转为长期债务等；
（2）为恢复正常营运，要为补充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筹集新的 资金；
（3）解决或消除企业管理上导致危机的因素。
公司财务重整涉及到的法律程序相当复杂，在美国，1978年联邦破产法中的第11章对正式的财务重整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但实质上，财务重整不过是一种正规的法律监督之下的债务展期和债务和解，法律的监督保证了财务重整同时满足“公平”与“可行”的标准：一是按比例减少债权数额的方案对各类债权人都是公平的；二是为了报答债权人作出的牺牲，公司的财务重整方案必须切实可行，具有较大的成功把握。
2．破产清算和被其他企业收购
破产清算和被收购，都是企业发生了财务危机后无力挽回的结果，经过这两种方式处理后，原有企业将不复存在。
破产清算是因企业严重亏损、完全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进行的停业清算。其情形有二：一是企业的负债总额大于其资产总额，事实上已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二是虽然企业的资产总额大于其负债总额，但因缺少偿付到期债务的现金性资产，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被迫依法宣告破产。当一家公司认为其破产清算的价值高于财务重整后的生存价值时，便可寻求破产清算。
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即使发生偿付能力的困难，但这些企业在技术、管理以及已有的销售渠道和市场方面往往仍然占有优势。而这时资本市场可能会低估了这些企业的价值，有眼光的收购者会抓住机会，收买这些陷入危机的企业，扩大自己的业务和市场。近些年来，收购危机企业的事项不断发生，企业并购已经成为解决破产企业的重要方式。企业被收购以后，可能做为一个子公司继续存在，也可能经过改组被消化吸收，从而完全消失。
在以上财务危机的三类可能结局中，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说，大型公司和对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比如交通、通信、电力、供水等类企业，以及对稳定市场关系重大的银行、保险类企业，政府往往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予以干预，尽量采取财务重整和并购方式来加以挽救，避免破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和麦克唐纳公司的合并，避免了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破产，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之初，英格兰银行也一度试 图挽救，出面说服其他大银行将其收购。而一般中小企业发生危机，政
府往往不予救助，企业需要自己决定继续生存还是破产清算，并在具体形式上加以选择。
财务危机的“事后”处置尽管重要，对财务危机的管理仍然需要从“事前”预防、力求避免。一般来说，对财务危机的管理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的经营战略和债务结构
经验研究表明，企业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管理的不善。企业的发展战略应当随着市场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而一旦方向确定以后，就应当对公司业务范围和经营品种作出明确的界定。不应在不熟悉的业务领域大量地从事投资、经营或交易活动。对熟悉的领域，原则上不必绝对禁止积极的经营战略，但这种经营带来的风险必须是可控的：一方面可能带来盈利；另一方面如果失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准备。
公司的财务管理应当着眼于整个资产结构和债务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着眼于大笔现金流量的匹配。资产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协调是现金流量匹配的前提。只要抓住资产与负债总体结构方面的协调，再抓住大笔现金流量的匹配，一般就不会发生长期性质的财务困难。
2．恰当的现金流量规划
现金流量规划是经理人配置公司资源的重要内容和防范财务风险的基本手段。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追求收益的强烈愿望与客观环境对资产流动性的强烈要求，使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企业的经营战略以获利为目标，通常包括更高的经营规模、市场占用率和新的投资项目等内容，这些战略的实施需以更多现金流出为前提，一旦现金短缺，其发展规划无疑就成了“无源之水”。因而，企业规划与战略都必须以现金流量预算为轴心，把握未来现金流量的平衡，以现金流量规划作为其他规划调整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对资本性支出应该“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即使公司的发展与扩张采用了负债经营，负债经营的规模也应该以未来现金流量为底线。维持经营也罢，扩充发展也罢，现金流量规划是关键制约因素。
3．财务危机的预测和监测
对财务危机的预测通常是以存量为基础的和“粗线条的”。比如，使用多群组判别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各种财务比率，包括流动比率、债务杠杆比率和盈利率等指标进行同行业比较和长期跟踪，可以对本企业财务危机可能性的大小作出判断。当然，这种预测并不是对危机事件本身的预测，而是对危机发生可能性大小的预测。这种方法常常可以在危机发生之前的一两年作出预警。
对危机的监测应当是实时的，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有无对风险的实时监测，采用什么程度的风险监测系统，是公司客户、投资者以及市场评价公司信誉的重要依据。比如在国际银行业首先开发使用，受到巴塞尔委员会肯定和推广的VaR[5]方法就是一种先进的风险监测系统。VaR方法虽然侧重于金融性企业的交易业务，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计算不同种类和不同地区业务的总体风险，因而在原则上也适用于一般工商企业。最后，把各种可能的“情景”加入到现金流分析中去，就可以进行所谓“Worst case”的后果分析。比如，在经济回落时期，企业利润和现金流入可能降低的幅度有多大？随着产出的削减，企业相应地减少预期费用的幅度有多大？需要多长时间来将流动资产变现？变卖固定资产需要多长时间？这些固定资产的销路如何？如果整个行业不景气，这些固定资产在最差情况下转手价值是多少？通过上述结果，就可以了解企业对财务危机的承受能力。
4．建立财务危机应急预案
财务危机对策方案的建立与完善，标志着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是否完备和成熟。每一个企业都应当建立明确的、便于操作的财务危机应急预案，避免事前无计划、事后手忙脚乱的现象。应急预案的内容可能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但一般应当包括处置财务危机的目标与原则（包括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也可以是目标的序列）；与债权人的谈判策略；专家和组织；应急资金的来源；削减现金支出和变卖资产的次序；以及授权、操作和决策的程序等事项。
5．保持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
企业应当让债权人了解自己的诚信和竞争力，在日常经营中与之建立良好的信誉关系，以便共同迎接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共同克服短期的困难。运营状况再好的企业，意外的事件发生时也需要临时地向银行借款，而企业和银行都不一定能预计到这些计划外借款的确切时间和数量。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银行愿意向“不缺钱”的企业贷款。因此，同银行保持良好的信誉关系是明智的。当企业不需要借钱时，应当让银行了解自己的财务情况和现金流状况，以为自己今后的借款建立基础。一旦真正需要借款，便有可能按正常的条件借到所需数量的款项。
6．企业的所有制和组织结构
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对其所承担的风险是有影响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即仅限于自己的出资数额。相反，合伙制企业和单一业主制企业的债权人不仅拥有对企业资产的追索权，而且拥有对企业所有者个人财产的追索权，单一业主所有制或合伙制企业的所有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
小型企业由于资本水平较低而被认为具有较大的风险。但是，小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的主要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提供个人担保。这样，对于债权人来说，有限责任公司就像单一业主所有或合伙制企业一样。实行个人担保虽然可以免费地为小企业提高信用级别，但将根本性地改变担保人的法律地位。如果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就可能为担保人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对于提高企业偿付能力和信用水平可以具有很大帮助。在大型企业集团，往往是各个分公司分别计划自己的固定资产投资，而融资则是从整个集团的角度来安排。由于融资成本与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这种方式利用了集团的信誉，可以部分地减少债权人的风险，因而降低了融资成本。这时，是整个集团的资产（而不是其中一个分公司的资产）在为分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当然，这也就要求总公司对集团的总体风险负责并加以控制。
[1] 本书中，假设股东与经营者不存在冲突，两者利益一致
[2] 周立群，李清泉．新组织形态：企业与市场之超越．经济学家，1998（4）
[3] 王广谦．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化趋势．经济研究，1996（9）
[4]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
[5] VaR，即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风险定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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