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南宋名臣周必大研究

三十年来南宋名臣周必大研究述评

摘要：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断增多。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周必大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的三种形象。但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周必大研究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周必大家族、姻亲关系的勾勒，周必大思想家形象的刻画，周必大生活世界的描绘以及《文忠集》的解读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 关键词：周必大；南宋；士大夫；述评 一、前言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号省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历仕南宋高、孝、光、宁宗四朝。人仕后因“文章显于朝”受到高宗赏识，被称为“掌制手”。孝宗即位后，又以“文词之伟”受知，淳熙年间历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右丞相，左丞相。宁宗庆元元年(1195)，引年致仕。嘉泰四年(1204)去逝，谥“文忠”。周必大参与了南宋前中期的许多政事，既有政府基层事务，也有朝廷高层机密，在南宋政坛颇有影响力。同时，他在文学和学术领域也有较高地位，因精通文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文笔优异，一生著述多达八十多种，为后人留下了两百卷的《文忠集》。此外，他在考证，校勘、刻印书籍，书画收藏等学术文化领域中亦有建树。清代欧阳棨重刊《文忠集》时称：“公(周必大)德业文章为一代之望。”四库馆臣对其文学和学术成就也作了中肯地评价：“必大以文章受知孝

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白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可见，周必大是南宋颇具代表性的士大夫。因此，研究周必大将有利于我们对南宋政治、文学、学术以及士大夫阶层的认知与理解。 周必大作为一个全能型的知识分子，而非在某一方面表现专精的学术型文臣，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论文论著基本阙如。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对周必大有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宋代士大夫研究的深入以及南宋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周必大研究逐渐升温，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周必大因在南宋前中期的政治，文学及学术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与之对应，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也主要有三种形象：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以下就此三方面对相关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以期推动周必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论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指正。 二、政治家形象的周必大研究

作为一个辅政四朝的官僚士大夫，周必大参与了南宋前中期的许多重要政务，在南宋政坛贡献突出，因而其政治家形象备受学界关注，研究重点多集中于论述其政治参与过程。关于南宋前中期研究的相关论著常常提及周必大。如陈国灿、方如金在论述孝宗初政擢升近幸龙大渊、曾觌事件时，谈及了周必大参与此事件的过程。虞云国在论述光宗“淳熙内禅”和宁宗“庆元党禁”事件时谈及周必大作为主政宰相和退休宰辅的两种身份以及与这两次事件的关联。

高纪春将周必大定位于同情道学的一方，并对其在几方政治势力激烈较量中的表现作了深刻剖析。崔英超以孝宗朝的宰相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周必大也作了分析。研王冬梅在论述孝宗晚年政局、孝宗禅位以及留正升任宰相等事件时，均提及周必大参与这些事件的过程。余英时以朱熹为主线，展开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因周必大和朱熹不仅同朝，且私交甚笃，所以他用较大篇幅论述周必大和理学家的关系，周必大参与孝宗晚年政治部署等问题。余先生的分析，对我们了解周必大在庆元党争中的表现以及参与孝宗晚年政治部署等极具参考价值。

近年来出现了几篇题为《周必大研究》的学位论文，也多集中于论述其政治参与过程。周莲弟以周必大在朝中的仕宦经历为线索，并以他所撰述的公家文书，来分析他参与高、孝二朝的各种事务，包括文书编著，编修国史，辅导皇帝、太子，处理民政和军政等方面。杨瑞分析了周必大与孝宗的私人关系，以及参与孝宗朝政务的过程。郭兰论述了周必大人仕后的政治活动，并梳理了周必大参与南宋高、孝二朝政务的过程。上述三文虽各有侧重，但在论述周必大政治参与方面似有重复。

此外，学界有考证周必大中第时间，汤梓顺指出周必大中第时间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而非《宋史》本传中所称的绍兴二十年(1150)。有研究周必大爵制，龚延明以周必大的封爵、加食邑、食实封的变化为例来说明南宋文臣封爵加邑的情况，并绘制了周必大

从淳熙三年(1176)到嘉泰四年(1204)封爵加邑的详细表格。有修订周必大年谱，沈治宏修订了周必大儿子周纶所编写的《周益国文忠公年谱》。李永丽也对《周益国文忠公年谱》作了一定修订。 三、文学家形象的周必大研究

周必大被誉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可知其文学成就之高。因而其文学家形象受到学界较多关注，突出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收录周必大诗文作品以及介绍其文学成就。如王大鹏等编《中国历代诗话选》，收录了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郭预衡编《中国散文史》中介绍了周必大的“言事政论之文”。许总也介绍了周必大的诗文成就。朱迎平给予文学领域中的周必大很高评价，称其在南宋中叶的文坛居“领袖地位„„不能仅以词臣视之。”而且周必大题跋文成就也是南宋最高的，“周必大为南渡词臣之冠，所作题跋亦最富。”马茂军对周必大的文坛领袖地位及散文创作作了全面地评述。谷敏则对周必大题跋的数量及创作时间、内容、主要特点作了分析。

二是对周必大文学成就作专门研究的学位论文不断出现。卿耆英撰文探究了周必大的诗学渊源与交游情况，分析了周必大与同时代诗人之间的交往；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特点等。黄文平论述了周必大诗歌的内容、周必大诗歌的艺术特色、周必大诗文的艺术风格以及艺术技巧等。

三是对周必大《文忠集》进行研究的论文逐渐增多。有对《文忠集》作文献考证的，吴洪泽考述了《文忠集》清代道光刻本中的佚文。有对《文忠集》版本，源流作细致研究。这方面周莲弟博士共撰写了三篇论文，《周必大(文忠集)及其文论与政论》，详细论证了周必大的文集名称的变化、收集书稿的种类和卷数，证明《四库全书》版《文忠集》与宋刻本《周益公集》在书稿种类和卷数上是一致的。《彭元瑞藏知圣道斋本(周益公集)编校考述》，详述了彭氏购买和编校《周益公集》的过程。《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对周必大文集从南宋周纶原刻本开始，经过宋、元、明、清数次的辗转传抄，以及运用不同的印刷方式制成的各种版本进行了考校。吴政上对文渊阁本、抄文溯阁本、永乐大典本、欧阳棨刊本所载周必大《辛巳亲征录》进行详细比勘，对《文忠集》的文献价值与传本作了评述。

在《文忠集》内容的解读方面。日本学者平田茂树通过解读周必大《思陵录》和《奉诏录》两部日

记的内容来分析南宋首都临安的政治活动。谷敏通过解读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分析了周必大注重诗话考据的原因，并从文字、名字、名物等方面分析了《二老堂诗话》中文献考据的主要内容，兼论其文献考据的特色及缺陷。杨瑞从澹生堂抄本《周益公文集》中发现了朱熹逝后周必大为其所作祭文，从而驳斥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言“周必大于张杭、吕祖谦都有祭文，独于朱熹

之死，集中无一字及之”的观点。王金玉通过分析周必大《论架阁库文字》和《乞修架阁库》两篇奏文，认为周必大所撰奏文具有立论宏伟、述往有据、切中时弊、主张明确的特点。

四是关注周必大的文学交游。台湾学者陈义成先生是最早关注周必大与杨万里之间交谊的。此后，他又撰文考述了周必大与南宋四大家的交游情况。童向飞以韩元吉为中心，考证了周必大等人与其交游的情况。庄战燕在论述南宋都城临安的文人群体交游与唱和时，涉及了周必大与文友洪迈、陆游、范成大、尤袤等人的交游唱和情况。徐爱华，胡建次认为周必大罢相之后与杨万里交游甚密，两人互相致词酬唱，创作了大量可供考证的篇章，这些交游之作表现出他在杨万里影响下的诗歌创作论。该文以周必大和杨万里交游的视角来论证周必大的诗歌创作，颇具新意。方如金考述了周必大与陈亮的交游情况。过往研究多集中于周必大与杨万里、陈亮、陆游等文友之间的交往，显得重复、单一。事实上，作为南宋知名的士大夫，周必大一生交游十分广泛。周莲弟根据《文忠集》之《书稿》部分材料统计得出，与周必大有书信往来的好友即达150多人，笔者根据《文忠集》粗略统计，与周必大有交往的各阶层人士约在400人之众。

四、学者形象的周必大研究

学界对周必大学者形象的刻画，以关注其校勘刻印书籍的学术行为为甚。台湾学者黄宽重通过《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程元成给

事》札子中提到”(周必大)在潭州任职时用沈存中法印刷《玉堂杂记》”的内容，介绍了他刻印书籍的情况，并由此证明南宋江南地区，不仅雕版印刷盛行，而且出现过活字印刷。王河论述了周必大嗜好刻书，实践活字印刷术，以及校勘图书的活动，将其定位为一代图书名家。杜信孚、漆身起概述了周必大刻印《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辨正》，《文选》，《易传》，《周益文忠公文集》，《周益公大全》，《鸿庆居士集》的情况。李致忠分析了周必大重刊《文苑英华》的主要原因。龚平如介绍了周必大编校书籍的行为。李梦星论述了周必大晚年在庐陵组织士友校刻《欧阳文忠公集》和《文苑英华》的过程。王桂平简要介绍了周必大所刻印的《欧阳文忠公集》和《文苑英华》。张丽娟、程有庆介绍了周必大刻印的《文苑英华》。可见，周必大校勘刻印书籍的行为受到了学界较为集中的关注。

在此基础上，谷敏对周必大的文献学实践作了全面研究，撰写了数篇相关论文。《南宋周必大文献学实践与成就研究》，论述周必大刊刻书籍以及专注考证的学术行为，并分析其重刊《文苑英华》和《欧阳文忠公集》的文献学实践。《周必大文献学实践与成就研究》，介绍了周必大文献活动，如对南宋官修目录的认识，对官修史书的校勘厘正以及为《皇朝文鉴》所做的工作；重刊《欧阳文忠公集》和《文苑英华》的行为；还分析了周必大其他的文献学实践。《周必大与(文苑英华)》，论证了周必大为何要校勘和重刻《文苑英华》，

是否亲自参与校勘《文苑英华》，以及他对参与者的尊重等问题。《浅谈周必大重刊(欧阳文忠公集)》，考察了周氏本《欧阳文忠公集》的校勘、重刊工作，并讨论了参与编纂者胡柯的身份；周必大为欧阳修真迹所作序跋的主要内容等。

此外，周必大参与学术争论也受到学界关注，主要是分析周必大和朱熹两人争论“范仲淹神道碑”的问题。《范公神道碑》本是欧阳修应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邀请所作，写好后，范纯仁认为欧阳修所作神道碑有不符事实的地方，于是擅自删去欧阳修的记载，这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随即引发了一场争论。南宋周必大和朱熹就此问题也有交辩。夏汉宁通过分析周必大与朱熹、吕祖俭等人的书信，认为朱熹对《范公神道碑》问题的观点更为可信和符合情理，而周必大的观点则与事实有差距。刘德清通过分析此段公案的过程以及朱熹、周必大的争论，也认为朱熹观点正确，周必大观点不正确。谷敏则认为夏文与刘文虽将周、朱争辩的过程梳理得非常清晰，且罗举了大量史实，但不足在于，他们并未分析出为何周必大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周必大对小说与正史的认识，才是解决这一纷争的切入点。

周必大作为庐陵先贤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庐陵地域中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受到了庐陵后辈的敬仰。黄惠运撰有两文关注周必大的庐陵学者形象。《宋代庐陵“五忠一节”》，细致论述了宋代庐陵的五位先贤：文忠公欧阳修，忠襄公杨邦义，

忠简公胡铨，文忠公周必大，文节公杨万里以及名相忠烈文天祥。《周必大论欧阳修》，则考述了周必大对家乡先贤欧阳修的评论。 五、结语

由上可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周必大为研究对象的专文开始增多，90年代以后，周必大研究逐渐深入，21世纪以来，周必大研究进入了繁荣期。以往研究对周必大在政治、文学、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同程度地论述，大体展现了他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的形象。同时，此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和周必大在南宋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相比较，显然还不相称。尤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本专著问世。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上的重复性及不平衡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政治领域多集中关注其政治参与过程，文学领域则主要介绍其文学成就，学术领域以校勘刻印书籍为甚，这几方面论文颇为集中，其中不少为重复之作，而对周必大作为士大夫的其他层面则涉猎较少。因此，要想将周必大研究进一步深入，学界同仁应广泛阅读和爬梳《文忠集》及同时期的相关史料，在此基础上将人物与时代、事件有机结合起来，从周必大士大夫身份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就本人粗浅认识而言，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待深入：

(一)勾勒周必大家族、姻亲关系。据《文忠集》等史料可知，周家是世居郑州管城的仕宦家族。曾祖周衍官爵有朝奉郎、中奉大夫。祖父周诜中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宣和七年(1125)，调任吉州

通判，遇乱遂定居庐陵。伯父周利见、父亲周利建，同登政和八年(1118)进士。由于周氏世代仕宦，其姻亲关系也很显贵，周必大曾祖母郭氏出自名门，祖母李氏和张氏出身于河南济源的官宦名族，伯母尚氏是世代居住在相州安阳的大族，母亲王氏也出身世代官宦之家。这些对维持周氏家族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勾勒周氏的家族和姻亲关系，不仅是了解周必大的基础，而且也可以了解到南宋士大夫家族的许多重要面相，从而为宋代士大夫家族研究提供线索。过往研究对此却未有

提及，不得不说是周必大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二)刻画周必大的思想家形象。周必大历仕四朝，参与了南宋前中期的许多政事，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参与各级政务过程中，尽心尽责，始终以国家的发展与中兴为出发点。同时，他积极向高、孝二帝陈奏自己对于国家各种政务的理解、看法以及处理的对策、建议，这些奏议正是其各种思想的真实体现，反映出他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与中兴。翻阅周必大的公职文书(如各种“奏议”、“上表”、“状、札”以及为君主撰写的诏令等)和私人日记(如《奉诏录》、《承明集》、《辛巳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等)可知，其中包含着众多周必大对朝廷各种政务所发表的见解与主张，以及他所提出的各种对策与建议，这是他思想世界的丰富内容。以往研究对其政治活动关注较为集中，但对其思想主张却涉猎甚少。事实上，走进周必大的思想

世界，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周必大，而且从中还可以透视南宋前中期的许多重要政治场景，有助于南宋史研究的深入。 (三)描绘周必大的生活世界。学界对周必大生活世界中的诗文创作，校刻书籍等有较多研究，但对周必大作为文人学者游山览胜，与社会各阶层广泛交游与集会唱和，潜心研究书法与收藏，以及学术考证等内容的关注却显得薄弱。从周必大大量的诗词、题跋、序记、书信、杂文和日记等内容可知，“庙堂”之外的他，在交友游历、集会唱和、书启往来、校刻书籍、收藏书法、题跋书序中享受着悠闲且充实的“江湖”生活。走进周必大的“江湖”世界，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周必大，也有利于我们对南宋士大夫阶层生活世界的了解。

(四)《文忠集》的解读。两百卷的《文忠集》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各种诏、诰、制、表、奏、檄等，还有诗、词、赋、题跋、序文、启、记、行状、神道碑、墓志铭、书信、日记等。这些奏议、日记以及书信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多是他参与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政务的体现，他所撰写的十部日记中，有五部记录其参政过程(《奉诏录》、《承明集》、《辛巳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涉及了南宋高、孝二朝的许多政治事件，通过解读这些日记，或许能挖掘出南宋中前期的许多史实。另外五部日记主要是记录周必大的出游经历(《归庐陵日记》、《闲居录》、《泛舟游山录》、《乾道庚寅奏事录》、《壬辰南归录》)，其中包含了南宋士大夫生活的许多内容。

周必大与他人的书信往来共有十四卷，其中书稿三卷，札子十一卷。书、札中涉及人数有150多个，包括他的上级、同事、友人、亲属、晚辈。解读这些书、札，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周必大，而且还有利于挖掘出南宋时期的许多政治、文学、学术事件，以及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各方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