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敏玉
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年第7期
谢敏玉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别集序的功用在于揭示文集之内涵，创作之宗旨，时人或后人对该文集之评鉴。通过研究有宋一代别集序，解读、归纳序作者关于诗文观念的阐释，可以理解宋人的诗文观念：强调“文以气为重”；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主张“诗出于性情”；主张“自然天成”的诗文风格等。
关键词：宋代；别集序；诗文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7-0117-06
收稿日期：2017061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GD15XZW03)
作者简介：谢敏玉（1974- ），女，广东佛山人，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序体作为文体对象被阐释，早见于汉末刘熙《释名》。卷20《释典艺》:“叙，杼也。杼泄其实，宣见之也。”［1］317刘熙以声训的方式训“叙”，“杼”借作“抒”，意舒也，申也，“杼泄其实，宣见之”的意思就是将作品之实表达出来。刘熙关于序体的这一解释，常常为后世文体研究者直接引用。如刘知几《史通·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2］87王应麟《辞学指南》:“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3］3841-3842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4］7别集序是别集刊行时所作序文，其功用在于揭示文集之内涵，作者创作之宗旨，时人或后人对该文集之评鉴。
别集序根据作序者不同，可分为他序文和自序文。笔者根据360册《全宋文》统计，宋代别集序约790余篇，其中他序文约占90%。他序文之作者，往往为当时名流，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深邃的学识，在序文中，喜欢论文道，谈作文，或总结、评论文集作者的诗文观念，或借机阐释自己的见解。自序文则更接近文集主旨，序中关于诗文观念的讨论，往往是作者自身真切的领悟。通过研究有宋一代别集序，解读、归纳序作者关于诗文观念的阐释，大略可以理解宋人的诗文观念。
1文以气为主
早在先秦时期，“气”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存在于诸多典籍中。孟子将“气”的术语运用到精神领域里，《孟子·公孙丑》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5］53这里说的“养气”，目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内涵与性情修养。孟子的“养气说”，很大程度影响了后世的文气论。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认为生理血气、心理志气乃至作品文气之间是一脉相连的，而“气”可以后天培养训练，血气健旺、志气清明，自然文气顺畅。唐代韩愈《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韩愈把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和浮物的关系，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
至宋代，以“气”论文已成风气，论者多强调文章与人的气质、品格之间的关系。苏氏三父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苏洵《上欧阳内韩第一书》、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文章均有见论。苏辙云:“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7］186苏辙发挥了孟子的“养气”说，认为“文者气之所形”，而“气”是可以靠修养获得的，并举孟子、司马迁为例加以说明。可见，苏辙所指的“气”，就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修养综合而成的个性气质。
宋人序文中也多见关于文气的论述。《乖崖先生文集》乃张咏所撰，其弟曾裒辑其集。南宋嘉定时有郭森卿增编本，咸淳时伊赓重刻之。龚梦龙《重刊乖崖先生文集序》云：
文以贯道，气其主也。公劲气可沮金石，发为文章，岂必月露以为形，风云以为状，如经生学士，组织纤巧，而后为工？［8］17
龚序认为“文以贯道，气其主也”，盛赞张咏倜傥有大志、磊砢不凡、政绩铿鍧，其人如此，则其劲气可沮金石，发为文章，“词简而理到，律严而事备，汪洋弘深，脱去翰墨畦町”，非经生学士，组织纤巧可比。
宋孝宗赵眘《苏轼文集序》云：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9］579
宋孝宗高度评价苏轼其人其文，并把苏轼推尊为“一代文章之宗”。宋孝宗认为，“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不然，虽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他把“气”“节”“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
李纲《道乡邹公文集序》云：
文章以气为主，如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英华，非渊源根柢所蓄深厚，岂易致耶？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0］22
李纲认为，正是因为孟子、屈原具备“至大至刚”之气，“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所以他们的作品，与那些雕章琢句的“小辨曲说”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他还进一步举例，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号称第一，“使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是因其“操履坚正，以养气为之本”。
周必大《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云：
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车不攻，积中固败矣；气不盛，吾何以行之哉？［11］202
王元渤即王洋。王洋晚年寓居信州，有荷花水木之趣，因号王南池，亦自称王半僧或半僧寮。王洋为人耿介尚直。周必大赞其“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缓道不可缓”，称其诗文“以六经为美材，以子史为英华”，“挟之以刚大之气”。周序以车、驭比喻学、气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以此说明，文无气，犹如车无驭一样寸步难行，一无可取。
陆游《方德亨诗集序》云：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12］342-343
此乃陆游应朱熹之请为莆阳方德亨诗集作的序，序中，陆游认为“气”比“才”更重要，“气”属于德行的范畴，气不足以御才，则“淫于富贵，移于贫贱”。“气”有待于养，养气至沛盛不挠，创作自然出类拔萃，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强调“养气”对诗歌艺术的重要性。
魏了翁《攻愧楼宣献公文集序》云：
盖辞根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气之厚薄、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如声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积中而形外，断断乎不可掩也。［13］75
此为魏了翁为楼錀文集所作序。魏序称“即辞以知心”，从文章言辞之险易邪正，可以知道“气之厚薄，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即所谓“积中而形外”。他认为，楼錀“肆笔脱口之余，公平坦易，明畅渊永”，是跟楼錀所养之深厚之纯粹有关。
韩愈“立志养气”说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宋人把“气”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气”关乎作家的道德修养，是立言的根本。气刚气正气全，外发为文，自然能与日月争光。“气”在宋代主要表现为“理气”，是情理与艺术的统一，恰好与唐代的“情气”相区别而互为呼应。这种区别恰恰反映出唐宋文学精神的差异。宋人重视心性的涵养，唐诗的激情，在宋诗的理性面前被压制了。宋人以一种冷静的、理性的态度来作诗，表现出冲淡平和、自然从容的境界。
2养于内而发于外
宋人十分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谢如圭《高峰先生文集序》云：
夫文以贯道为妙，道以正心为本。君子之学所养于心者醇正而无疵，则发而为文自然纯粹而不驳，可以贯道而无遗矣。［9］956
谢如圭强调先有内在积养的深博醇正，才有发而为文的自然纯粹。
孔武仲《南斋集稿序》云：
文章于学者之事末矣。昔之贤人有达而在上者，其言甚简，而录于《尚书》，皋陶是也；有穷而在下者，其言甚简，而录于《论语》，颜渊是也。彼其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一言出，四海传之以为师法，遂以不朽于无穷，岂区区自异于文墨耶？［14］261
此序乃孔武仲自序。序中他认为文章对于学者来说是末事。能传诵四海不朽于无穷的文章，不是区区文墨就可以做到，而是要先有内在的积养，所谓“纯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
晁补之《石远叔集序》云：
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沈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刚柔、静躁、辩讷，虽甚爱悦，其致不能以相传。［15］108
晁补之提出先天的秉性不同，是形成其不同文学风格的最主要因素。后天的涵养修持，又足以弥补其先天不足之处。“所养有薄厚”，“养”的重要性，是晁补之很重要的文艺观念，
他在其他文艺题材中，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文艺要精进，“养”是最重要的功夫，“养”的功夫，别无他法，全靠平日读书积累而得。
谢克家《后山居士集序》云；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之错综而奥美者为文，文之锻炼而幼眇者为诗，儒者以学成德，以德辅言，末之茂者本必深，委之广者源必远，盍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观之哉。［16］319
谢克家认为“儒者以学成德，以德辅言”，本深才能末茂，源远才能委广。楼炤《雪溪居士集序》有类似的观点：“君之文精深典赡，而诗遒丽逸发，其他众制烂然皆有体，则非涵养蓄蕴之厚，不能发之如此也。”［9］
李纲《古灵陈述古文集序》［10］25-26乃李纲应陈绍夫之请为其父陈襄文集所作序。序中，李纲赞颂陈襄是有德君子，“所为文章温厚深纯，根于义理”。李纲认为，道德仁义作为文章的根本出发点，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文以德为主，德以文为辅”。道德高尚的君子，其文“如星辰丽天，而光彩下烛”的，道德低下的小人，属文的目的是为了悦人之耳、朋奸饰伪，中害善良，那只会导致祸败。序中表面是说君子之文与小人之文的区别，实际上是要求为文必先修德。“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而其余事发为文章，后世读者想望而不可及，此岂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
李纲《道乡邹公文集序》［10］22亦持有类似的观点，序云：邹公直道危言，不容于朝，而气不为之稍挫，遇赦得归，奉亲友弟，其品德如此，故文章“高明闳远，温厚深淳，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声，有菽粟布帛之用”，强调了“有德者必有言”这一观点。
3诗出于性情
关于“诗者情性”一说，古而有之。《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吟咏情性”的说法，正式把情性从“志”的范畴中分离出来。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提出了“诗缘情”而没再提“止乎礼义”，明确地揭示了诗歌的情感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处处紧扣“情”字，主张“情者文之经”，“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为情而造文”，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钟嵘《诗品序》云：“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钟嵘认为诗与经国文符等应用文体不同，是以情动人，不非以理服人，诗应当“吟咏情性”。唐以后诗人和诗论家，更加肯定诗歌中情感占据的重要地位，诸如白居易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皎然提出“诗缘情境发”等观念，高扬了诗歌的情感特征。
诗学中的“情性说”源远流长，而宋人对此既有所继承，又有不同的阐发。《毛诗序》所指“情性”是社会群体的，钟嵘所指“情性”是一般个体的，而宋人所理解的“情性”已基本上特指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情趣，有着独特的内涵和自己的特色。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17］52
此序乃为梅尧臣诗集所作，通过对梅尧臣坎坷仕途的叙写，提出了诗歌“殆穷者而后工”这一著名美学观点。序中认为，诗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才能写出好诗，
诗篇正是性情郁积的抒发。这个见解，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是一脉相承的。欧阳修又有《薛简肃公文集序》，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17］66
宋祁《西州猥稿系题》云：“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娱僚宾，故狭章不为贫，积韻不为广，悼于往弗及于流。”［18］326序云“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与薛田《钜鹿东观集序》云“夫诗之作，不与文偕，大率情根于意，言发乎情，默而化之，流为章句”［19］410，观点相类，都认为诗歌都是性情的自然流露。
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云：
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20］33-34
此篇乃邵雍自序。邵雍在序中明确倡导“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又云“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提出了如何衡量所吟咏之性情的标准问题。理学家以理节情，始终保持平和克制的心态，这样，诗歌“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诗歌由抒写不平之愤、哀怨之情转变为吟咏得道之乐，起到了涵养心性的作用。
黄裳《言意文集序》云：
道本于心，以性为体，以情为用。志者存乎心而行者也，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言者发于心而应者也。著述之士，虽累千百万言，反本而求之，则贯乎一而已。［21］77
此篇为黄裳自序。黄裳认为，有道之文源于心性，是意的表现。“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有感而后动，合养而为意”，强调有感而后作，不为艰苦轻扬之辞。黄裳《乐府诗集序》《章安诗集序》等自序中，亦有相关论述。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22］188黄庭坚认为诗是情性之物，而性情须超脱凡俗、温柔敦厚，“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独乐”，即使怀才不遇也应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他反对在诗中发泄情绪，反对“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这样激烈的表达方式。他也不赞成诗人执著
地干预朝政，认为“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都不是诗歌抒写性情的主旨。
宋人把人的情性看作诗歌的本质和创作动因，作诗应天理自感，非刻意为之，反对虚伪矫情，提倡自然真诚的创作态度。强调诗歌的产生，是诗人内在素质的自然流露，而非简单的、外在的词语堆砌和文字游戏。“无意于诗，自然浑成”，是宋人追求的诗意境界。然而宋人所指“情性”偏取温柔敦厚一路，否定谏争与泄愤，宋人的诗学思想与人格追求是紧密联系的。
4 “自然天成”说
所谓“自然天成”，是强调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反对雕琢经营和务奇求深，讲求诗文创作的自然天成。对此，宋人多有论述。如宋初田锡《贻宋小著书》云：
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23］218
田锡认为自然界自有其规律，为文亦如此。自然世界不拘常态，文章的写作亦不必拘于一格，而应该出于天然，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苏洵亦认为：风行于水上涣，天下之至文也。其《仲兄字文甫说》云：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24］162
苏洵反对绮靡浮华、堆砌词藻的文风，认为“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论乎自然”。他以“自然”为美，风行于水，自然成文，皆不待有意的经营，依于宇宙的自然之道，便能体现自然之美，就成了“天下之至文”。苏洵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观念，对苏轼的影响是直接的。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25］189
所谓“充满勃郁”云者，指一种兴会淋漓不可遏制的状态，为文“不能不为之为工”“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等，都说明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应当是合于自然的。苏轼《自评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25］221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26］336苏轼对人对己都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风格视为诗文的最高艺术境界。
张耒《贺方回乐府序》云：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者，莫如刘季、项籍。此两人者，岂有儿女之情哉？至其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含思凄婉，闻者动心焉。此两人者，岂其费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27］299
此序乃张耒为贺铸词集所作。张耒认为，文章“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这与苏氏的自然天成说一脉相承。张耒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
汪藻《鲍吏部集序》云：
古之作者，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如印印泥，如风行水上，纵横错综，灿然而成者，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六经之书，皆是物也。［28］229
“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都是强调诗文创作之“自然天成”。汪序可见苏氏父子“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说的影响。
宋人的“自然天成”说，倡导一种自然朴素之美，追求以自然为美的人格理想和以自然为美的艺术情趣高度统一。严羽《沧浪诗话》中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29］696在宋代文论家看来，精工远不及自然。他们反对雕饰，反对刻意
的为文造情。诗文的创作，应该是“纯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应该是“有所不能自已而作”，应该无意为诗，出于性情，自然天成。
参考文献：
［1］ 刘熙(著)，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浦起龙.史通通释·序例［M］.上海：上海书店，1988.
［3］ 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
［4］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M］.长沙：岳麓书社,1987.
［5］ 孟轲.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九五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8］ 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 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七二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二三〇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二二二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三一〇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〇〇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二六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四五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三四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二四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八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四六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〇三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〇六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五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四三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八九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八七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二七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一五七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9］ 何文焕.历代文话（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0.
（责任校对谢宜辰）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