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 story 封面文章儒家传统的当代转机———关于杜维明“文化中国”思想的研究冯旭(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192)【摘要】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自身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是成功转型继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补足，还是持续的萎靡混沌以致影响中国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大好局面，机遇和挑战的转变似乎只在一念之间。杜维明以“文化中国”的理论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建构一个多元、丰富、开放而又富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主体构成和资源布局，为其指出了一个属于中国的新世纪的文化发展路向。这种文化的发展模式，对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对中国在未来的世纪里增强对移民资源的竞争实力，对儒学本身的第三期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关键词】文化中国 儒家传统 多元文化 移民 儒学第三期发展【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8-0001-04一．“文化中国”的提出与背景1.提出：大国之兴的要求大国之兴，必有强大的文化做后盾。如果说今日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养势”之后，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崛起已经被公认为一种不可逆的“升龙之势”的话，那么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表现则显然无法与这种“升龙之势”的光鲜相匹配。自鸦战失败后直到结束，以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相“决裂”为特点，以“批儒学”和“反传统”为要义的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之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表现可以说是让所有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传统知识分子黯然神伤的。如果说知识界关于道统和西化的争论已经让争论的双方感到疲惫或者“老套”的话，那么今日中国全社会价值取向的严重真空、全民性的信仰失落以及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等一系列现代化建设所伴生的社会问题，则说明这种强劲的反主流文化的力量在打击了僵化的现实教条的同时也打击了儒家传统塑造起来至今仍具有相当活力的“心灵的积习”。如何重建中国人已经支离破碎的心灵家园，如何重塑中国人的“大国之民”的心理来顺应“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这两大当代世界基本潮流，积极应对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所要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可谓是当今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有识之士所要共同担负的历史使命。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北大杜维明教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文化中国”理论，可以看作是现代新儒家面对以上问题所做出的极具代表性的回应之一。如果说一个负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在批评现状的同时给出他的解决意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把“文化中国”看做是杜“国手”为我们这只东方的升龙在新世纪所要面对的文化领域的问题所开出的“药方”之一。至于这个药方能有多大的效力，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之所在。2.背景：文化热与工业东亚的挑战有关“文化中国”的英文论说，是杜维明在1990年10月24日由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主办的“做中国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国际学术会议中正式提出的。关于这一学说提出的背景，就国内而言，上个世纪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刮起过一阵全民性“文化热”，在经历了的混乱后，改革开放似乎为文化领域的活跃提供了一种“矫枉过正”式的开放与自由。各方各派，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在经历了近20年“万马齐喑”的沉默与文化高度集中的时代后，都似乎看到了文化上存在的问题和际遇，因而积极的参与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李泽厚、佛洛依德、托夫勒……这些作家的名字从首都街头书摊小贩的口中吆喝出来。”①诸如这样的文字在今日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看来可能会会心一笑，但也在一个侧面能让我们领略到那个时代的群众对于文化与知识的热情。而“文化中国”的概念之提出也可以看做是这场文化热潮之滥觞。国际上，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工业东亚（Industrial EastAsia）的崛起的“奇迹”之后②，世界的知识界都开始反思和分析工业东亚成功的原因。这样一种可以上溯至韦伯的(MaxWeber)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讨论在经历了霍夫汉茨（R·Hofheinz）、森岛道雄、卡恩（H·Kahn）、麦克法考尔（RoderikMac Farquhar）和博格（Peter Berger）等学者的讨论后，似乎已经确定了这种成功与儒家传统之间或多或少但却不可缺少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原因和意义在学界似乎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基调。）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1979一1985年连续年的热烈讨论中, 新儒家们几乎连参加都没有。也许当时的情况，正如杜维明自己所言：“作为一个儒家哲学思想的研究者,我当然对于儒家可能与现代化精神有密切联系这一点感到鼓舞。但我对儒学的研究和我所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 使我更希望看到对此课题的坚实的经验研究。我既不想全盘宣传这个观点, 也不会不经检讨即轻率地弃之不顾。”如果说这种参与还需要一个准备过程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得到中国文化研究的活跃鼓舞下，作为以儒家传统的继承人和传道者自居的第三期新儒家，理应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为儒家传统的发源地的中国，在经过近十年的“厚积”之后，经济也开始“厚积薄发”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也成为了“工业东亚”奇迹的“第二乐章”。“文化中国”，可以看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外局势的交互推动下应运而生的。二．“文化中国”的思想内涵1.概念：以文化之名，以中国之名关于“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我们不妨从一个非哲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加便于理解。从语言学上讲，这个偏正短语的中心语在于“中国”。这个“中国”可以看做是一个主题，即所有在这个框架下讨论的内容是要围绕“中国”这个概念来展开的，当然展开的讨论也要收束在“中国”上；而其限定词“文化”，则意在东方企业文化1封面文章 Cove story突出其所拥有的价值理念。——相对“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言，“文化中国”是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范畴下的中国的存在，正如杜维明所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眼前的汇流现象讲到这一个重新整合起来的以文明为立国之本的中国。更可能的是，……比较繁荣的经济和比较丰富的文化将导致某种程度的政治性。……中心的力量明显的削弱……反而有助于造就一个真正起作用、以文明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这种以文明为国的国家同时具备政治权利和道德理想力。”④这种以文化为领导力量的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就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似乎是应该一件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知识，而近代中国在文化领域上发展的迟滞和混乱在今日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就显得越发凸显了。当我们看着自己飞升的GDP和在国际上愈发有利的话语权时而自豪时，对外来文化的依赖和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疲软就愈发显得“不给力”。2.领导者：知识分子的“王者归来”不同于政治经济领域以政治家和企业家作为领导，在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中，推进这种实践的领导者是拥有“新的群体的批判地自我意识”⑤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以“追寻文化根源和投身非政治化的人道主义”⑥为主要目的，这也可以看做是杜对其自身使命的理解。（杜维明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有着专门的论述，本文在此不予赘述。）在这种表述里，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杜维明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的定位。自以后，出于对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反思和救国图存的崇高目的，在最有表达力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胸中，同时并存着政治性国家主义与文化性反偶像崇拜主义。那些尽己所能去攻击从古至今塑造者中国性传统的先锋干将，恰恰正是当时最优秀最有国际视野也最具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目的固然是高尚的，但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自残”，即摧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也将他们推离了政治的中心从而变得毫无发言权。不管是梁漱溟，郭沫若还是胡适，他们也许在某个时期的某个地方能够参加到政治中去并得到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也只是作为一种“幕僚”或者“智囊”，依然脱离不了对经济巨头和政治领袖的倚重。失去了来自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支持，知识分子就难逃沦为“丧家之犬”的这一命运似乎从孔子的时始就在如“跗骨之蛆”般纠缠着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而在“文化中国”的设定当中，杜维明明将知识分子放在领了域内的领导地位，一种同“政治中国“中的政治领袖以及“经济中国”中的经济巨头相对等的地位，这甚至可以看做做是中国的知识界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边缘化后的一种“回归”宣言。3.主体：“三个世界”的有效沟通而在参与主体上，杜维明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范围划分：“三个象征世界：第一象征世界包括中国、中国和地区、新加坡，这些社会居民的绝大多数在文化和种族上都属于华人（中国人）。第二象征世界是由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组成的，包括在马来西亚人数不多却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华人和在美国数目微不足道的华人。这些华人估计越有三千六百万，通常称之为“华侨”。第三象征世界包括与日俱增的国际人士，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商，企业家和作家。他们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⑦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前两期的代表人物主要着眼于对传统儒学资源的开发，长于传统儒学的掌故的话，那么第三期新2东方企业文化儒家的特点或者优势就在于他们所拥有的的西方教育的深厚背景和广阔而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和心态。而在三个世界的划分中，杜维明对“第三象征世界”的划定是很值得玩味的——这种表述直接表现了杜维明或者第三期新儒家在将儒家传统推向世界的工作和努力。即使经历了百余年的纷乱动荡，但之国的病症和情绪依旧根植于这群一再沦为“丧家之犬”的知识分子心中。虽然居于中心的优越感一再被挤压被打击，但在关于自身文化的态度上却一以贯之的坚决。中国文化长久以来的动态的结构似乎已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共识，但这种动态却必须要以这个“之国”（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杜所划分的“第一象征世界”）为主体来推动。就一种传统的心态而言，我们可以接受佛教文化甚至教文化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与转化，但却无法理解这种进程的逆向发展。而事实上，儒学的发展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已经不能再单纯的理解为一种理论的建构，同时也是在三个“象征世界”的庞大背景下的一种自我认同。“第三期儒学发展所面临的课题，则是从东亚的文化心理结构扩展到全球，成为世界人士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可能的选择。”⑧而这种选择，是在三个世界所划定的庞大范围内所进行的。在世界的历史步入了近代以后，文化与其他资源一起，被整个现代世界所共享了，儒家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就如同我们在思考“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类的命题一样，中国文化也在被其他文化背景的世界的人们（即杜所划分之“第二象征世界”、“第三象征世界”）所选择和体验着。这种在我们看来也许不值一哂，但其实是跟我们在历史上所大书特书的“维新”“新政”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在我们与自己的过去与传统“诀别”的时候，第二和第三象征世界的“文化中国”的参与者们在主观的体验和客观的保护着这种传统，并将这种我们“过去”发展为他们的“现在”。在近代中国内外交困之时，“第一世界”的参与主体无法给中国文化提供有效的保护之时，中国文化得以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当中能得以获得一个“避难之所”。甚至在“第一世界”不断，原本的“道统”被斩伐殆尽的情况下，能在这块避难之所中生根发芽长出新的果实，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让“第一象征世界”的业内人士感到既惭愧又欣慰的事——惭愧于自家门庭的败落，而欣慰于这种“大道之不废”。如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rong）这样以“波士顿儒家”自居，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思考和理论建构；和以安乐哲Ames）、郝大维（David Hall）这样将儒学资源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的要素与过程哲学，实用主义相结合却不公开宣称自己“儒家认同”的这些“第三象征世界”的学者，其所作出的实践和体验不管对于中国文化还是儒学自身而言都是极其珍贵而富有创造性的，让我们在感叹于其背后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勇气的同时也期待着其能造成的影响和创新。而在这种感叹于期待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摆在我们今日这个“文化中国”面前最大的挑战到底来自何方？如果说对于现代中国应该进行一种怎样权衡东西差异的现代化改造的讨论已经因为常态化和世俗化而略显俗套的话，那么工业东亚的“奇迹性”的崛起，在吸引来来自西方世界的关注的同时，对于同时代的中国的震撼也是极其巨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现代西方本身，而是以工业东亚为中介所呈现的现代西方。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不但展示了儒家伦理和它们的运作方式有关联，更点明儒家是塑造它们的生命形态的动力。”⑨这样一种通过有着深厚传统的儒家社会（Roger “体验”来反映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东亚版本）在肯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同时似乎也证明了一种非典型性的现代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中止了对于这种现代化本身会造成“中国性”的削弱的担忧。而这样一种既能享受现代性的福利又能保存中国性的自尊心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我们孜孜追求了许多年的“答案”。相对的，如果说通过“工业东亚”所反映的现代西方对于我们的“诱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们今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对通过“第三象征世界”所反映的儒家传统在现在看来也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存在。虽然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已经许多年，但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似乎依旧停留在表面，在一个非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看来，“熊猫”“功夫”“北京烤鸭”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也许远比“仁义礼智信”之类的文化符号来的鲜明而深刻。这样一种局面，需要我们自身的对现有资源的不断开拓和更新来增加“文化中国”的价值。而像上文提到的海外“儒家”们，这些高鼻深目而“安贫乐道”“诗书传家”的“儒者”给予一般的西方社会的成员们带来的触动和影响应该远比他们餐桌上的中餐外卖和电视里的功夫片来的深刻，我们也可以期待样一种透过西方社会反映出的中国文化可以复制工业东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我们所给予的那种“诱惑”和影响，让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能够深入人心，获得更深层次的认同和理解。4.资源：三种文化传统的健康互动在“文化中国”的理论资源这个问题上，杜维明首先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进行了区分。“传统文化是有形的，包含的内容既有精神形态也有物化形态；而文化传统更多是无形的。”⑩“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差距的距离相当大。由于受到各种不同的压力和不同的干扰，基本上我们的心态是西化的成分远远超过传统的成分。”11这样一种表述，不禁让我们想起王守仁曾经讲过的故事——一群落魄的世家子弟，沉湎于一本记载着自家过往财富的账本，但实际上却身无长物，门庭冷落——在我们反思中国文化之时，这种困境在我们身上重现了：一方面是唐宋元明文武风流的传说，一方面是现实世界中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破坏和剥离后所留下的杂乱和荒芜。让一个在当代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长大的人去内省自己内心中的文化传承我想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还有我们固有的儒家传统（这种儒家传统我将它理解为经过两千年发展，成功融合了道顿号释等重要的理论资源的一种广义上的儒家传统，是最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一种文化传统，至于这种广义的儒家传统的内涵和形成过程，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这三种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内心传承。而对这种混合的厘清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必要的工作——这种 “不纯”可以理解为一种近代的纷乱所遗留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来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利好的契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吧中国文化的传统看做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资源的话，摆出一副真正的开放性的心态的话，那这个问题似乎就不是问题了——这种多种传统的交合杂糅，难道不正是三种文化传统融合之后的产物么？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前接受佛学文化并把之变成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一千年后的今日，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将自家的“帐”算的那么清呢？也许这种融合是不经意或者是被动的，但它无阻于我们接受和应用这种资源。在这种深度的融合之下，那些纠结于自身儒家传统的行为就显得狭隘而肤浅了。如杜维明所说的那样：“‘文化中国’的提出固然是为中Cove story 封面文章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开拓价值领域，发掘计生资源，但这并不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根植于单元的文化沙文主义。我深信，精神资源的发掘和价值领域的开展，必须以化解抗争，消除误会，疏导激情和克服无知的‘对话’为起点。”12在这样一个三种文化传统健康互动的条件下能够发展出的理论架构，相信会是很值得期待的。在这种期待的同时，一个问题逐渐凸显，那就是，怎样的实践才能称之为“健康互动”？而这种“健康互动”与以往的对外来文化的交互式沟通到底有着什么区别？三种文化传统在中国的传承有着各自的时间轨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谓各有千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这三种传统都没有得到一种良性的交互性作用：在19世纪上半页西方民主思潮开始传入中国，虽然与传统中国文化有着结合的尝试，但不论是洋务、维新、立宪还是共和，这些结合都难以称得上是成功的——也许在某些细节上有着一定的成绩，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通过近代史上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贫弱显露无疑。而在马列主义传入以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的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主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绝了马列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潮及儒家传统的有效互动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儒家传统在中国的衰落。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列主义的在文化领域的高度集中性有所改善，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中，作为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的中国党也开始逐渐使用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其他的两种文化传统，这既是吸收他人之长维持马列主义先进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促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得到了今日较为宽松的发展条件之后，一种得益于三种文化传统的健康互动，以“综合创新”为基本方法所孕育出的新的文化传统似乎也就可以可以预期了。根据工业东亚成功的经验和儒家传统自身的历史，这种文化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可能性极大，一方面通过世俗性的生活来体现的，诸如如阶层意识、对家庭的无条件承诺、纪律性和节俭等等儒家传统美德与价值体系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对西方民主和马列主义的批判吸收中处理好个人与集体，效率与公平间的平衡，那这种新的文化传统所能给予我们现实生活带来的助益相比是巨大的。如果说儒家传统的传承源于一种主体内心的自觉，西方民主传统的传播依赖于国内外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作用，而马列主义的发展则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来自政治领域的推力的话，那么在未来，在三种文化传统健康互动下产生的这种新的文化传统，其更高的价值和更丰富的理论内涵理当获得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样的文化传统会对国人的内心思想和我们现实的生活，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今日看来似乎还缺少足够的实践数据，但对于赞同“文化中国”这种理论建构的人们来说，想必是欢欣而鼓舞的吧。5.小结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类似于工具书似的关于“文化中国”的表述了：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前导；以三个象征世界下所囊括的儒家传统的继承者为主体；以儒家传统、西方民主传统和马列主义传统三种文化传统为资源；在一种开放包容和全球视野的环境下的主体对于资源的开发与创新，以三个象征世界的有效沟和三种资源健康互动下孕育一种新的顺应新时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文化传统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行为，可称之为“文化东方企业文化3封面文章 Cove story中国”。三．“文化中国”的意义杜维明给出了“文化中国”这个方案，而通过这种方案的推进到底能获得一个怎样的前景，或者说“文化中国”提出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有以下的三点：有益于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有益于中国在未来的世纪里增强对移民资源的竞争实力，有益于儒学本身的第三期发展。1.多元文化：君子和而不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引领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元化的方向转变，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虽然与这套进程的时间轴并不重叠，但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上的转变而或主动或被动的也在随之而向前迈进。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开放并且沟通便捷的时代，关注一种世界上具有不同倾向的或一种现存的且更为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涵义，关注一些差异性的反映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的方式，似乎并不是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种多元文化的心态在儒家传统接受起来似乎也并不困难。“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训在帮助现代人实现对“异端”的包容和理解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起码我们当前的中国社会对异类可谓是相当包容，当然这种包容不包括政治层面——而当我们宣扬“和谐世界”的主张时，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倾向似乎已经蕴含其中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增进了社会的团结和公平的同时，也是为儒家传统乃至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广阔的对话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当我们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更广阔范围里的“非主流”文化时，这种表述也就易于理解了。2.移民：未来的资源争夺主战场当我们感念于中国的日益强大时，一些不谙世事的人们或者旁观者可能会纳闷于中国日益增多的对外移民。“三千三百万”这个本世纪初的统计数字也许在今日看来已经是昨日黄花一般，但这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所隐藏的现实是，中国最为精英、拥有庞大财富和丰富技术的一批人在今后的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间将会脱离中国人的身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越发衰老的人口结构和越发庞大的养老压力。本文在此不想也无力对这种现象做出评判。或者说，这种海外移民的增加，也直接的促成了“第二象征世界”的队伍的扩大，其对“第三象征世界”的所能给予的影响也会加强，从而为的构建提供一个利好的条件。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中国”也好，所有关于文化方面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也好，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国以一种更协调的步调发展和繁荣。当我们自身的文化力量日益强大，以文化为目的的移民倾向势必会受到削弱。同时，这样一种强大的文化所带来的吸引力甚至能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精英移民以中国作为自己的移民目标。当全世界都面临着人口和养老问题时，移民变成一种资源如同今日对石油一样而在未来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战场的可能性也就日益增大。3.儒学：走向世界的对话作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始终关注着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而杜维明在“文化中国”的建构之中，似乎也将这种关注蕴含于其中。“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佛洛依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都是儒学传统所缺乏的，而又都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发展的、必须要掌握的价值。”13关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已经很难把它界定为是第三期儒学发展的要求还是“文化中国”理论建构的要求。在他看来，三期儒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在4东方企业文化于如何进入中文世界以外的整个世界而于其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而“文化中国”也依赖于三个“象征世界”间的有效沟通，这样一种近乎类似的表述和观点，似乎印证了此二者间的关系，而这样一种传统在与其他文明对话从而丰富自身的空间意义上的拓展，或许也证实儒学第三期发展和“文化中国”实践的意义之所在。四．结语：儒家传统的当代转机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在当今时代这样一个大发展大转变的时代，家国天下间的诸多问题还有待“大方之家”的积极参与。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说，既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路向，也是儒家传统找到了当代的转机——“中国龙”想要真正的腾飞就必须在文化上实现质变，而儒家传统想要在新世纪里得以传承和延续也就必须顺应走向世界的潮流积极投身于与其他传统的对话与互动中去。而在这条前途似乎光明的路向上，作为实践主体的我们还应注意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功利主义的防备和抵制，以求“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在一个协调的环境中健康的发展，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也是我们作为儒学传统的继承者当仁不让的责任。参考文献[1]杜维明.《培育“文化中国”》，《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2]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注①《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②关于工业东亚，在文献中指日本，韩国，，南朝鲜与新加坡在上世纪50-9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兴起。详情可参阅陈来教授的《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①杜维明.《培育“文化中国”》，《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27.②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391-392.③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04.④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04.①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3.①彭国翔.《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P19.①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04-406①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与儒学发展》《，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19.②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涵义》，《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13.①杜维明.《培育“文化中国”》，《杜维明全集》，第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P428.①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文集》，武汉出版社，第二卷，2002，P615.“文化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