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系列内容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系列内容

明式家具是在明至清前期（约当公元15—17世纪）所生产的家具。它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工艺、设计、造型、结构等方面取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突破。明式家具一直被誉为中国两千多年家具发展史中的巅峰、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在世界家具史上也是举世公认、独树一帜，具有显赫的地位。 明式家具中，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所制的“苏式家具”占了很大比重。甚至可以说，所谓的“明式家具”主要就是“苏式家具”。只有苏州地区精制的细木家具，才被世人称为“明式家具”。

“苏式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与明式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源头。明初时，全国的家具尚无流派可言。当时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苏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苏的苏州、扬州和松江一带的家具制作水平和名望越来越高，尤以苏州地区最为突出。无论是宫廷还是官邸私宅种使用的家具，都是从苏州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并被人们冠以“苏式”的称谓。虽然后来，全国各地都开始生产家具，但从产品看，只有苏州地区制作的家具最具有文化底蕴和审美情操。明清之交，苏式家具把最负盛名的“明式”风格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物华，保持了这一伟大传统，成就了苏式家具最辉煌的岁月。即使在以“清式家具”为主的清中期以后，“苏式家具”始终遵循着“明式家具”的风格与传统, 保持着“明式”的一贯式样和做法。因此，“苏式家具”一直作为明式家具的代表，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经典。

（一）“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为何是中国家具发展史的巅峰

以“苏式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在明清之际达到如此的巅峰和成就，成为中国古代经典家具的代表，有其背后环环相扣的种种缘由。

苏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一片繁荣

明清时期，作为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苏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呈现一派兴盛的景象。隋、唐、宋、元时期，苏州均有设郡设府，为治所所在。明朝中叶至清末，苏州是江苏省省会所在。苏州物产丰饶、富甲天下。隋代，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大大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宋代，宋室南移，定都临安，政治和经济中心移至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苏州的经济更加快速发展。宋朝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誉。苏州农业以水稻为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地；渔业资源丰富，素称鱼米之乡；是蚕桑业中心，被誉为丝绸之府。明清两朝，苏州的经济是全国首富。苏州府当时所拥有户口人数与岁供京师粮饷等方面，居全国一百五十九府之首。苏州的文化源远流长，号称“东南文物之邦”。自古人文荟萃，历来被称为“状元之乡”。明朝全国共有状元九十人，苏州一府就有八人，占全国的将近百分之九。苏州的文彩风流，至明朝中叶起达到了极致。苏州成为江南地区吴文化的中心和代表。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众多画家群形成的吴门画派，占领全国画坛盟主地位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自高启为肇始的吴中诗派及文学家、戏剧家，如祝允明、徐祯卿、归有光、王世贞、冯梦龙、钱谦益等群星璀璨、诗文斐然。正如袁宏道所说：“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明朝的苏州，人才俊彦众多，艺术流派纷呈，是文化最辉煌以及文化名人最多的时期，在全国范围的影响也是最大。

海外贸易促进商品经济的萌芽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因素，促使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郑和七下西洋，时间持续28年，遍及37个国家，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东南亚各国大量优质、珍贵木材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明代中后期，海上交通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及大洋洲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尤其嘉靖、万历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突破了官方朝贡贸易的，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沿海商人与东亚国家贸易的商品中，中国输出的多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的多为：食品（鱼翅与燕窝）、香料（苏木与胡椒）、木材、犀角与象牙等。与此同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人也来到东亚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西方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但此时的中国对西方产品的兴趣只集中在白银上。于是美洲的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国际贸易与国外市场的扩大，给中国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因素。对外贸易的扩展，促进了国内的外销商品生产。尤其是促进了当时的中心——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与丝绵的专业化生产与发展。丰富多彩的舶来品，使得人们在市场购物的频率逐渐增高。国内市场随之不断扩展，市场机能也逐渐成熟。不断流入的白银，大大增加了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人们购物的信心，从而促使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萌芽和发展，各处一派商贸繁荣的景象。据清代孙嘉淦《南游记》记载，当时的苏州，“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浑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

商品经济促使手工业技术蓬勃兴旺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明代的手工艺技术较前代进步显著，尤以苏州地区为甚。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家具、琢玉、红雕漆器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

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呼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州、长洲，合称三吴，以苏州为首。明代初期，江南的能工巧匠皆汇聚苏州，他们技艺高超、超越前代。明嘉靖年间的王士祯在《觚不觚录》中指出：“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柱治商嵌及歙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 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有类似记载：“吴中技绝，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这些记载说明明代江南地区的手工业无论是品种、工艺还是工匠、高手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能工巧匠不但有“至与缙绅平起平坐者”，还传闻他们的制品已流入宫廷之中，成为皇室宫中的御用品。康熙《苏州府志》也自豪地说：“吴人多巧，书画琴棋之类曰艺，医卜星象之类曰术，梓匠轮舆之类曰技；三者不同，其巧一也。技至乎此，近乎道矣。”苏州工艺技术的蓬勃兴旺及在当时全国所处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工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内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不同以往农耕生活的消费方式，主要以所得的货币来换取维生用品和生活物品。城市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明后期，江南城市人口的比重为15%，至清中期，仅苏州一府内的市镇人口就已达到总人数的35%。城市人口的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增加的城市人口，一为外来工匠与外来商人，一为绅商富民。如松江府地区以前“乡士大夫多有居城外者”，“今缙绅必城居”。商品经济的发展，反映在社会结构中，是造就了一批资本与财富雄厚的商人阶层。晚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使得以苏州为首的大批工

商业者与乡绅聚集的江南城市，具有惊人的社会财富与消费能力。明代中后期，商人可以借由经济力量，通过捐纳制度，获得官职，从而取得政治地位。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优势，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升，甚至有了“士商异术而同心”的自我意识。

文人仕途受阻，生活观念和意趣变化

明中后期，文人士大夫仕途受阻，受新思想的冲击，生活观念和生活意趣发生变化。 文人士大夫，泛指官职经历者，（包括在职与退休乡绅）与未入仕而持有功名身份者（包括举人、监生、生员、诸生等）。他们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最重要的组织部分。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等学说的影响，思维活跃, 敏诗善文, 擅画能歌,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明代中后期，政治走向，宦官专权、纲纪混乱。科举仕途壅塞。在科举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文人虽具有功名的身份，拥有法律上优免徭役的特权，又掌握了文化的力量，却只有少数人可以晋升，因此大多文人士大夫对功名仕途深感失望。

晚明的思想界，兴起了陈献章、王阳明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为衡量标准的理学，这些思想，震撼了过去的程朱之学、存天理与灭人欲之说以及礼教之风。使学术界、思想界、艺术界都呈现出自由活泼的气象。这些思想，为人们追求追求感官欲望的合理化提供了基础与动力，使得晚明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意趣发生了改变，明显出现了重视情欲、正视感官享乐的思潮。他们在学术研究上追求“即物见道”、“日用之学”，艺术创作上强调“穷新极变”、“独抒性灵”，日常生活起居设计则崇尚“文心匠意”、“技艺精熟”。这使得明代的文人较之前代，更加追求物质的享受以及“闲情逸

致”的生活情调。他们积极地参与到生活方式的经营，追求情致、风雅、趣味、清韵、脱俗的闲赏生活。他们注重从物质中觅精神。衣食住行,不只要求实用,还要求获得美的享受。他们常以艺术的眼光审视生活,以艺术的创造美化生活。生活经由设计走向了艺术化。

江南城市兴起建园之风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江南城市的消费能力日渐提高。明嘉靖中叶以后的江南城市，逐渐兴起一股建筑园林的风气。文人士大夫甚至富商人家都以筑园扩宅为尚。一园之设，少则白银千两，多则至有万金之誉。何良俊《何翰林集》形容，“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士大夫与乡绅，甚至彼此竞赛争胜。《五杂俎》云：“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管罢年衰，囊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许多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造园活动，把建造园林与诗、画相联系, 在园林中创造出诗情画意的境界。

园林建筑带动了精致家具的生产发展

建筑形式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到与之为“表”、“里”关系的家具的变革。明中后期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与富商争建园林宅第之风，带动了精致家具的生产和发展。晚明，家具业正式出来，江南城市内出现了民营的家具作坊与店铺。如苏州的家具业又称为“小木作业”。工匠们除了在自家制造与贩卖自治品之外，也会到有钱的雇客家中担任长工，以制作量大且品质要求较精致的家具。因为需求的增长，晚明家具在制作技术上出现许多突破。工匠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以前与家具有关的竹器与漆器业工匠，同铜、窑二器

业皆被视为贱工。但到了明末则备受尊敬。也正是这些制造工匠在技术上的精进发展，把家具提升到“古董”或“古玩”的地位。

江南城市中，又以苏州在家具业的发展居于龙头的地位,引领着家具的流行风尚。如高濂《遵生八笺》提到的几种家具都指名是“吴中”款式与制作最好。如靠几，“吴中之式雅甚，又且适中”；藤墩，“吴中漆嵌花螺甸圆凳，当置之金屋，为阿娇持觞介主之用”；蒲墩，“吴中置者，精妙可用”；香几，“今吴中制有朱色小几，去倭差小，式如香案，更有紫檀花嵌，有假模倭制，有以石镶，或大如倭，或小盈尺，更有五六寸者，用以坐乌丝掺金佛像、佛龛之类，或陈精妙古铜，官、哥绝小炉瓶，焚香插花，或置三二寸高天生秀巧山石小盆，以供清玩，甚快心目。”王士性《广志绎》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善于仿古法造器，家具亦是如此。“海内辟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胜。” 富足的经济，豪奢的建筑，使得人们开始竞相追求精致高档的家具。江南城市内的一般居民家内所用，都有“金漆桌椅”之类的家具。即使是中小商人之家，举凡屏风、床、桌、椅、凳、架、柜、箱等一应俱全。明中后期，普通材质的家具已不足以显示豪奢，于是开始流行寻找更稀有而硬的质材作家具。据明万历范濂《云间据木抄》记载，“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所拥有的家具在质与量上也呈正比。在商人和一般居民看来，精致家具的拥有不只是为了实用，更具有奢侈消费和展示财富的功能。他们看重家具的材质与装饰，心目中的精致高档家具，大多是质材稀见而贵重，带有彩漆、彩画与雕刻，或是描金、泥金、螺钿装饰的家具。家中以拥有此类家具为贵为美。

文人用与众不同的品位建立精致家具标准

晚明社会结构的变化，打乱了文人士大夫原有的文化资本及身份权利的象征。在原

先的社会结构中，文人士大夫一直位居“士、农、工、商”之首，是最重要的地位群体。但明中叶后，科举管道的壅塞，使得文人入仕为官的机会逐渐渺茫。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地位逐渐抬头，只要有财力，商人可以通过捐纳制度进入仕途，并仿效文人士大夫的生活。

这些改变令文人感到身份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文人士大夫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找寻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于是，文人往往通过自己不同于普通人的特殊的消费行为与模式，利用与众不同的品味与格调来划分社会地位，并以特殊的消费作为社会身份化与市场区分的象征。由此，越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越倾向透过消费的形式，即购买特殊的商品，形成自己特殊的消费文化，来标志自己的身份地位。

因此，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的文人士大夫们不以大众的欣赏标准为标准，而是自己参与到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他们有的根据自己的要求设计图纸，交由工匠制作；有的监督指导工匠依照自己的设计制作；有的自己动手设计制作家具；有的通过品评、鉴赏、收藏、使用等各种方式对家具的设计和制作产生影响。如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记载着许多工艺设计构想，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讲述过自己设计的一个功能性极强的暖椅，并有效果图稿。在设计制作家具的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建立起自己这个特殊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审美品味，反映出他们特殊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此时，与文人生活朝夕相伴的家具，已不仅是文人生活的一部份，也是文人创作的一部份。文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操熏陶和影响了家具的形态、气质和审美特质。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家具的审美层次，并带来一种高雅的情调。史称工艺品“出俗工之手,则贱技贱业也”,出文人手则“腾贵”。文人的审美意趣与工匠的精湛工艺完美融合后，才能诞生大批意味隽永、形神兼备的家具珍品。文人精神与工匠技艺结合的家具，既满

足了适用要求，又体现了文人意趣，充分体现出设计师和使用者的精神风貌，是“文心”与“技艺”的水融。

明代中晚期，由文人参与设计和制作的这类家具得以风行，并经过几代文人的调整、修正，最终形成了鲜明而特殊的风格，并被称为“明式家具”广为流传。因为这类家具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所以又称为“苏式家具”。又因为“苏式家具”的产生与苏州文人与众不同的审美品味与精心设计密不可分，所以又可将其视作“江南明式文人家具”。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是“苏式家具”所代表的“明式家具”的精华与内核。是文人品味塑造而成的家具形式。与历代的家具不同，它是在文人的亲自指导下完成，设计中体现着浓厚的文人气质，突显着文人的审美意趣。每一件家具都流露着文人士大夫对艺术、人生的态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刻意境。正是因为文人的参与和设计，使得明式家具有着“文人家具”和“艺术家具”的美称。至今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的家具史和设计史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高超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创造力，承载着深邃的哲学内涵和古老的东方精神。

（二）“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与众不同之处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中与众不同的文人品味,最主要的体现是“雅”与“俗”的区分。文人审美中的“雅”，总体来说是符合古制、具有古雅之意。在造型、材质、装饰、形制等方面重视质朴与自然的感觉，而非过份与过多繁复的雕刻与装饰，后者就是所谓的“俗”。

晚明的文人士大夫，因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刻意追求一种“简远”、“天然”、“高

逸”、“雅致”的生活意境。因此对各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普遍推崇“质朴、古雅”的感觉。

“质朴”即一种朴素、自然、恬淡之美。先秦的老子就曾提出“淡”、“素”、“拙”、“实”等一系列美学思想。并称，“大丈夫, 处其厚, 不居其薄, 处其实, 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后来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这一思想, 提出崇尚自然弃置雕饰的朴素美思想。明末的文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审美情趣上推崇“质朴”，追求艺术的自然之美、古朴之美。如袁宏道说:“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认为形式质朴,不加涂饰绘染,不事雕琢刻镂,才能保持对象的原貌和真实面目。文震亨认为设计必须遵循事物的本性进行。“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

“古雅”以高洁、孤傲、卓而不群为其内涵，与文人追求淡泊、虚静、孤高的心灵境界和人格操守暗合。这种风格内涵也与文人画“闲和严静”、“ 简易清逸”的审美追求相联系。这必然对文人的日常生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文人对使用家具和家居布置，均以“古雅”为尚。认为凡古者、旧者、真者、雅者为有品地。要求家具简洁雅致、忌繁复艳俗。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与其他家具的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造型、功能、质材、装饰、形制等方面。 造型

文人独具一格地用“线”来为家具造型。运用线条的起伏变化来体现家具的简洁明快和柔美典雅。因此,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形体造型,特别令人感到简洁、明晰、清

雅、优美。

“线”，对于中国艺术，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早已在自然界中发现了如曲岸的河流、当风的衣带、飘杨的柳条等流畅线条所具有的动感和力度。将线应用于象形文字、玺印篆刻、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中。“线”虽然极其简洁、概括，却具有极强的形象表现性，最能灵活、确切地抓住形象的表现特征，最概括生动地体现物体的形象。可以说，“线”，造就了中国文人内心的审美视界。文人一直用“线的眼睛”来看待现实或虚幻的世界。 因此，文人一改以往家具面板宽阔、直柱横档粗犷、形体结构组合等特点，采用框架结构的架式形体，以“线”的形式来塑造各种家具造型。由此产生变化丰富、错落有致的形象效果，达到神秀超逸、隽永卓绝的艺术境地。

文人家具中“线”的使用与中国书画中的线形用笔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书画通过线形用笔，产生笔势因而获得一种生命感。文人家具的线型造型框架，也象筋骨，赋予了家具生命和气势。同时文人家具吸收了中国画的用线方式，用线流畅，舒展大方。如“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蛇龙洁曲臃肿搓呀四出”，“天然几以阔大为贵，飞角处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几下有拖尾者更奇或以古书根承之或略雕云头如意之类”。家具整体震撼人心而又温文尔雅。 曲线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恰当地运用了各式线条，尤其是自由曲线更是广泛地运用，赋予家具优美、舒展的形体。对曲线极为高明的使用增强了家具局部和整体的流动感，但又不浮不躁，没有破化家具整体审美的沉静。

如，明式家具造型的独特手法之一“线脚”。它是家具中部件截断面边缘线的造型线式。通常沿水平或垂直方向出现在家具的框架部位，如桌沿、腿足、柜帽和枨子。是

一种装饰性线条组合。运用线脚可以进一步使各种造型要素融洽协调，加强形体线型的表现力。线脚的变化多种多样。在断面上呈圆形、方形、外圆内方、梅花瓣以及不对称的“冰盘沿”等形状，可谓方非一式，圆不一相，都呈现出优美的轮廓和各异的视觉风貌。

明式椅子的“搭脑”。“搭脑”是椅子最上端的横梁，在椅于的整体造型中，处于高部位，因此在家具形体中往往最引人注目。“搭脑”两端的线形上翘或下垂、前倾或后仰、柔软或刚挺、顺滑或迟缓．对椅子的造型形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件椅子所表现的形象和材质常常与“搭脑”线形的处理直接关联。因此，在明式家具的各类椅子中，“搭脑”的式样和变化最为丰富。“搭脑”的基本形式有圆形、扁圆形、方形三种。在基本形状的基础上,又衍生有直线、弓背形曲线、向上翘起的曲线以及圈椅后背的椅圈顺势延至前端扶手呈半封闭型曲线等各种线型。在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明式椅子的“靠背”。明式家具的许多椅子的靠背采用与人体自然曲线相吻合的S形曲线。这也是明式家具独具一格的造型特征。

明式家具的“腿足”。明式家具的腿足变化最多。常见的腿有三弯腿(S形曲线)和鼓腿彭牙(C形曲线)。足端变化有外翻马蹄、内翻马蹄、卷珠足等,另外还有板式腿、蚂蚱腿等。这些极尽变化的腿足，高腿时挺拔，矮腿时弯曲，具有丰富的线型语言和形态特征。

明式家具的“线型装饰”。明式家具中有各种线型装饰。如，面框下横竖支架角点之间的各种式样的“牙子”，面框下，横竖支架构成的方框内，上、左、右三根牙条构成的“券口”等。这些线型装饰既与整体家具的外形线条形成统一的整体，还起着支撑、加固家具的重要作用, 并很好地遮掩了家具的结构缝隙。“巧而得体，精而合意”。

直线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虽然对曲线的应用十分得心应手，对直线的使用也十分大胆精当。与曲线柔和舒缓具有流动感不同，直线趋向静止，体现力量和方向感。因此明式家具中既有以造型线条清俊飘逸见长的，也造型线条方正厚重的。如平头案、官帽椅、八仙桌、罗汉床等一般为中轴对称式，寥寥几根直线勾勒出的造型给人以沉郁稳重、寓意深刻之感。

曲、直线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中更多体现的是曲线与直线的巧妙融合。一般来说，直线体现出健拔刚劲的男性性格，曲线则体现出柔和优雅的女性性格。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互依”的文化内涵。直线与曲线互相配合呼应，方中有圆、直中有曲，使得整个家具气脉贯通、浑然一体。

如明式方几,是以直线为主构成的家具。但方形面边缘断面的轮廓线却是半圆弧形的曲线，板面以下是凹圆的束腰，腿下有略微向上的带有微曲线的管脚撑，束腰下的压条也带有微曲线。整个造型打破了直线的僵硬感，富有变化，是曲直线的完美结合。 各种刚劲的直线和流畅的曲线在穿插、重叠、错落等组合运用，实体的线与线之间或丰富或接近封闭地在家具上形成富于变化的虚实空间。不同大小、形状的空间之间在不同的角度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层次和节奏变化。这些动与静、虚与实的变化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感，给人一种沉稳中有变化、严谨中带灵活的美感, 并体现委婉含蓄之美。线型造型巧夺天空地发挥着简、静之美。用极简练的艺术语言恰到好处地表达着明式家具的外在与内涵。

功能

晚明的文人注重“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注重将传统思想和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在符合文人审美意趣的同时，更具有功能主义的实用思想。是审美与功能的高度统一。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基本设计法则是：形式追随功能，顺应生活需求。设计注重“适用”的设计观点使得文人对工艺技术非常重视，晚明时期，不少文人撰写了许多纯然叙述工艺技术和艺术的书籍。如黄成的《髹饰录》、高濂的《燕闲清赏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屠隆的《考盘余事》、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与文人智慧相结合的工艺技术，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深刻的功能内涵。 明式家具，吸取了我国古代建筑大木梁架结构的方式，完善了自宋代以来家具的框架结构。它采用榫卯构造结构，并集古代榫卯成就之大成，形成明式家具结构体系的精粹。明式家具的榫卯构造技术，完全不用金属钉子，只是作为辅助加固而使用竹钉、木钉和鱼鳔，在制作上普遍采用攒边技术。这种构造结构可适应多方面结构，做到上下左右粗细、斜直合理，既坚实牢固、美观耐用，又适应冷热干湿、防潮防锈，而且轻巧简约、拆装方便。

曾有专家盛赞明式家具的制作技术：“没有任何其它文化能产生如此美妙的家具, 其美妙之处在于设计与结构的天然融合, 每一构件都以一种精心计算过的方式交接从而令人感觉到每一件家具的适当比例。无论中国家具的尺度、线条和设计是如何漂亮, 其结合方式都只是简单的槽接、榫卯及木销, 它们构成中国木工制作的精髓。”

在实用性功能上，“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体现在“宜人”。表现在：首先，根据文人的生活需要，设计出新颖的家具形式。

如屠隆在《考盘余事》中设计了提盒、衣匣叠桌、叠几等方便文人山问友之便的便

携旅游式家具。“衣匣”，类似今天的旅行用手提箱，供旅游所用；“提盒”，分层立格，可装杯盘、酒具、各种食物，“足以供六宾之需”。李渔曾设计盛放文具的巧式盒，“外形小巧而多容善纳因此不但有格有屉, 且格中有夹层, 屉内有小盒, 配以机轴转合, 并讲究木质、漆式、纹样及铰钉、锁轮等副件, 轻便美观、极具巧思。”高濂曾设计二宜床和欹床。二宜床适宜冬夏两用。夏季，床的四面皆通，有助降温。冬季，将床封闭，保持温度。床内还悬葫芦以焚香，集风雅和实用为一体。欹床的创意在于它在床上加了一个可用类似杠杆之类的构件调节高低的靠背。从而实现可卧可坐的目的。

其次,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充分对使用者的身体给与肯定和尊重,极富科学性与适用性。正如孟子所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明式家具的造型尺度，以人体的各部分尺度为依据。如屏风的高度是基于人的视觉高度为基础设计。柜子的高度、层高、开合方式等是按照人的使用习惯和生理尺寸而确定。椅子、卧具等的高度、尺寸更是与人体尺度相吻合，以保证家具的舒适性和适用性。另外，明式家具中各种看似自由随意的曲线，却精密地吻合人体的生理弧度。如，椅子靠背板的“S”形曲线，是科学设计的典范。椅子过于平直方正的造型和座板，能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在整体形式上满足礼仪的要求。为了弥补长时间平直的坐姿带来的身体疲劳，文人根据人体脊柱的侧面在自然状态下呈现“S”形曲线，将椅子的靠背板设计成与其相吻合的“S”形。而且曲线的曲率大小结合椅子的不同规格和尺寸来选用。同时根据人体休息时的必要后倾度，使靠背与座面形成近于100度的背倾角。当人坐于椅上，头自然向后微倾，靠在“搭脑”上，人的胸部会因此稍稍挺起，脊椎充分地接触在靠背的“S”形曲线上，倍感舒展、自然和安逸。

椅子的其他各部分构件，如扶手、搭脑等的设计，也是联系椅子的整体造型，与其轮廓线形协调统一，与其他部件融会贯通。并根据椅子的尺度和式样，调整曲率和比例。

其尺寸、线形变化、转角曲度等，都与人体的相应部位紧密联系。如圈椅的靠背和扶手连在一起顺势而下, 不仅肘部有所倚托，腋下一段臂膀也得到支撑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扶手椅的扶手线形自与后腿相交处起, 渐渐向外弯转, 借以加大座位的空间, 至外端向内收后又向外撤, 便于就坐或起立。“江南文人明代家具”的比例尺度，空间尺寸，都经过反复推敲，达到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地步。这种“形势追随功能”的工艺水平，出现于不可能形成理论的“人体工学与力学”作为设计制作参考的明代，不能不令人赞叹称奇。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不仅“宜人”,而且“宜地”。 文人的家具，在功能上与一般人使用的家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文人心目中的实用家具，并非单纯的实用性，而是与文人的品味生活或文人的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会充分考虑家具所使用的地点、环境、条件等因素，将家具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结合起来。“繁简不同, 寒暑各异，高堂广榭, 曲房奥室, 各有所宜。” 如厅堂正室之上更多的是一种社交伦理的要求和礼仪文化的需要。因此家具多造型方正、体量宏大。书斋、小室、卧室、亭榭等处，则不乏造型婉转、线条柔美、装饰秀丽、色泽沉静的家具。短榻，“可以习静坐禅，谈玄挥尘，更便斜倚，俗名‘弥勒榻’”。几，“置之榻上或蒲团，可倚手顿颡。”方桌，“旧漆者最多，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者，以供展玩书画。若近制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交床，“两脚有嵌银、银铰钉圆木者，携以山游，或舟中用之，最便。” 质材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非常重视家具质材的质地、纹理和颜色。文人强调家具在意境上的渲染作用，讲求一种含蓄、深刻，“意贵乎远, 境贵乎深”的艺术境界。 明式家具在选材上，喜用天然的优质木材，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雕琢的痕迹, 通过

木材天然的色泽和纹理使家具具有朴拙温润的自然之美。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见载，“花梨木出南蕃．紫红色，与降似．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爱”，“瘿木出辽东、山西，树之瘿．有桦树瘿．花细可爱。”骰柏楠出西蕃马湖，纹理纵横不直，其中有山水人物等花者价高”；还有虎斑木“纹理似虎斑”；紫檀木“有蟹爪纹”杉木“花纹细者如雉鸡斑．甚难得．花纹粗者亦可爱”。明谷应泰《博物要览》也称，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乌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乌兽、花木之纹”。文人也强调质材自然的形制。如几，“以怪树天生屈曲若环若带之半者为之”；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

文人不同于其他一般富人在家具的质材上要求甚高。认为是否使用如紫檀、黄花梨等高级家具不是家具好坏的绝对条件。“杂木亦俱可用，但式贵去俗耳。”家具的形制式样，比高贵的质材更重要。文人所喜爱与欣赏的家具木料之标准，最重要的是木材的纹路。何俊良，《四友斋丛说》形容许多文人士大夫，“其制作非不华美，譬之以文木为椟，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爱，然中实无珠，世但喜其椟耳。”文人认为艺术创作应“发于性情, 由乎自然”，反映在明式家具上就是对木材材质特点的充分发挥。认为是否能通过精心设计制作，体现出家具用材的优良属性是衡量家具精良与否的重要标准。 装饰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尚古朴不尚堆楼。允许相当程度的装饰，但必须符合古制。如壁桌，“或用大理石或祁阳石镶者，出旧制，亦可”；椅，“乌木镶大理石者，最称贵，然亦须照古式为之。”文人遵循“厚质无文”、“删繁去奢”的艺术思想。“无文”并非简单的无饰，而是一种追求简雅萧疏的审美向度和归隐山林的恬淡心态。是一种胜过绘饰的本质之美。

明式家具的装饰工艺，不为“装饰”而装饰．不为组件自身个体的美化。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而是根据整体要求做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并于古朴的木质融为一体。装饰过后的家具从整体上看仍不失朴素与清秀的本色。可谓适当得体、锦上添花。 明式家具的雕刻, 造型简洁、质朴, 虽高雅, 却不带富贵气。它的设计首先在功能上来自生活的需要, 与家具结构结合在一起。如对于桌几类家具起固定作用的牙子的雕饰，是为了克服形体、结构中横竖主干部件直接交叉时所呈现的单调形式，起着美化家具“节骨眼”的作用。

明式家具的装饰纹样活泼大方、丰富多样。题材多采取自历代名人画稿。以松、竹、梅花、山石、花鸟、山水风景等为主往往与整体家具的风格和功能和谐结合，令家具平添情趣，使人们在使用的同时,也获得丰富的精神享受。装饰纹样往往在家具的局部作精致小巧的处理，并就每一件家具的装饰层次经营推敲。主次、虚实、集中、分散、连续、间歇、对比、呼应样样兼顾，尽量做到“主次分明”、“宾主尽欢”。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在家具上镌诗刻印。明人文集中有一些家具铭文提到，之所以在家具器物上铭刻，乃继承古人的遗风，为了心智与道德的修养，故铭刻以作为自我警惕的工具。如何景明《杂器铭》云：“君子察名绎义，则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铭章，以时观省，所以闲邪也，古人之意将不在是哉。予室杂用大小器，皆质良无他珍异，予以其具自存，览志气攸寓，乃思古人之遗意，各著铭一章，凡十章，用以自儆。”有些文人铭刻的内容，是为警惕自己时时注意修身养性。如黄训《书架铭》所说，“书架，架乎其书者也。架乎其书者，何绝夫尘也。书之有尘，其害也小，绝之也易。心之有尘，其害也大，绝之也难。余每顾架，辄叹爱心之不及爱书也，故铭书架以自警。” 有些铭文涉及到政事。如归有光的《顺德府几铭》载他任职邢台县时，无所事事，衙署中并无几案可以读书，正好大风拔树，城外倒有柳树无数，遂向太守乞得一

株，以制成几。在几上铭刻曰：“问治天下，何异牧马。挟册而狂，自同亡羊。”还有的铭文陈述了文人优雅品味的生活方式。如祝允明在椅背板上镌有王羲之《兰亭序》的一段：“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观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燥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这些镌诗刻印，令家具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与精神内涵 形制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在形制上也有所规定，必须符合古制。文人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将各种家具的长宽高度等形制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些一般人家所用的所谓修改既有形制而推陈出新的家具，在文人眼中都是过长、过短或过阔的俗物，被视为为“不可用”、“不堪用”或“最可厌”。如：榻，“榻座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长七尺有余，横三尺五寸，周设木格，中贯湘竹，下座不虚，三面靠背，后背与两旁等，此榻之定式。……（近有）一改长大诸式，虽曰美观，俱落俗套。”天然几，“长不可过八尺，厚不可过五寸……不可用四足如书桌式；不可雕龙凤花草诸俗式。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书桌，“书桌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则其制自古。凡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台几，“近时仿旧式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属，最古。若红漆狭小三角诸式，俱不可用。”椅，“曾见元螺钿椅，大可容二人，其制最古；……总之，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其折叠单靠、吴江竹椅，专诸禅椅诸俗事，断不可用。”交床，“交床即古胡床之式，……金漆折叠者，俗不堪用。”

（三）“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以榉木家具最具典范

榉木,亦称椐木，属榆科。是江南本地出产的木材，以苏州及附近地区产量最盛，因此“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使用最多的木材就是大量出产于江南的榉木。

材质优秀出众

明式家具的用材,一般分为硬木和白木两种。硬木包括黄花梨、紫檀木、杞梓木、铁梨木、乌木、红木等，多进口自东南亚等地。白木包括榉木、楠木、樟木、榆木、黄杨木、佐木等。相比较而言，硬木中，乌木过硬且不宜得大材；紫檀较重；杞梓木、鸡翅木用料和开料较难；铁梨木粗硬难以精细制作。仅黄花梨质硬又不过重，纹饰美丽、色泽高雅，是家具制作中最优秀的材料。白木中，黄杨木难得大材；樟木、榆木的木质较软不够紧密；楠木、柞木纹理小且不够明显。与之相比，榉木质地坚硬匀称；纹理清晰流畅，有如天然山峦重叠，呈抛物线状的“宝塔纹”；色泽柔和如琥珀。榉木的这些优点，是其它白木无法企及，因此，榉木是白木家具中的首选的珍贵木材。

与其他进口的外来硬木相比，榉木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不如进口硬木材质坚硬；榉木的纹理虽然与黄花梨相似，但仔细比较：黄花梨木细腻，榉木略显粗糙；黄花梨木多曲线变化, 榉木则规律性较强。但榉木没有黄花梨木的“鬼脸”，少疖子，没有瘿。榉木的重量与黄花梨木不相上下，但其质地致密，所以性脆而硬, 施工不易。而且榉木性大, 变形率之高, 为各类木材之首。但总体来说，榉木仍是制作家具的优良木材。《中国树木分类学》介绍：“榉木产于江浙者为大叶榉木树，别名‘榉榆’或‘大叶榆’。木材坚致，色纹并美。用途极广，颇为贵重。”尤其是榉木中老龄而木材中带赤色的“血榉”。更是色泽典雅、纹理华美、木质坚硬、重量适宜。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至质至美”、“以醇谷风流”的审美追求。更为重要的是，榉木大量产于江南本地，

原料充足，常见大材。宽尺半、长丈余均属于平常。因此，相对于其他进口高级硬木，榉木物美价廉，成为江南一带高级家具的主要用材。并被当地称为“细木”（有上等硬木的意思）。

时间最为持久

榉木家具的时间最为持久，贯穿了整个明式家具的发展历史。年代跨度之大，延续性之好，非其它木材家具所能比拟。

明代的榉木家具与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工艺和设计思想均为明式风格。它们同为“苏式家具的典范”，共同铸就了明式家具的辉煌。今天所见的明式家具也大多为黄花梨和榉木制作。但在年代上，榉木家具的生产和使用更早于黄花梨等硬木家具。虽有史料记载紫檀、黄花梨等制造家具，至迟在在唐代已经开始，但大量制作应在榉木之后，由于明以前传世的家具极为稀少，故无法以实物来推断。榉木在明式家具中，使用量极大，在南方家具中的地位非常显赫。在我国的家具用材中，没有一种木材能像榉木那样贯穿时代、久远不衰。

古代运输不便，家具制作一般就地取材。为使家具经久耐用、持久传承，各处均以当地良材作为家具用材的首选。榉木多产于江浙两省，且材质优秀。因此，明代初期，江南地区就将其作为民间家具的上等材料广泛使用。北方地区虽亦有榉木家具，但是通过大运河向北运载而得，运输成本较高，又加诸多不便，所以存量极少。因而，榉木家具大多分布于江浙地区。明初，以苏州为中心，方圆几百里内，几乎每户人家都在使用榉木家具。殷实大户的榉木家具更是作工精细，式样讲究。苏州的工匠大量制作的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榉木家具，精美绝伦，声名远播。明初苏州地区的榉木家具，作为硬木家具的先驱，直接导致了明式家具的最终定位和定型，为中国传统家具带来了通向辉

煌顶峰的机遇。

明代中期，嘉靖至万历年间，城市经济繁荣，海禁开放，海外贸易大力发展，开始从南洋等大量进口黄花梨、紫檀、鸡翅等高级硬木。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江南地区的生活水平大步飞跃。人们开始流行使用进口的更稀有而硬的木材制作家具。如明万历年间松江人范濂在《云间据木抄》中记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糜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畜盆鱼杂卉，内列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的隆庆、万历之时，已开始大量使用进口的硬木制作家具,苏州地区稍早。而且，榉木的使用更早于进口硬木。因此，明代初期用于榉木、黄杨木等国产木材的制作工艺，在明代中晚期时被运用到进口硬木家具制作中继续传承发展。这也可以由许多明代的榉木与黄花梨家具实物从类别到形式，从线脚到雕饰，从构件和附件等方面全无二致得到佐证。同时，在大量使用硬木制作家具的同时，榉木家具也没有停止生产和发展，它们与进口硬木同时被用于家具制作。如姚廷遴《历年记》描写其二伯家某房中堆着的“好家伙”，包括：“花梨凉床一只，椐榆凉床一只，董字插屏六扇，金漆椐榆大椅六把、花梨椅六把、黄杨小桌两只，水磨椐榆长书桌两只，椐榆书架四个，椐榆官桌六只，小副桌二只，及动用什物，件件皆有。”由此可见，即使在高档硬木家具大量使用的时期，榉木依然被视为高级家具，与硬木家具一起受到喜爱和追捧。“百货中百客”，商贾或一般人家多喜爱材质稀有、装饰华丽的高档硬木家具，精英的文人士大夫因其特殊的品味，不过分看重家具的材质，而对质朴、古雅的家具情有独钟。榉木家具因其优良的木性，颇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

清代乾隆中晚期时，进口的黄花梨木料基本告罄，明式黄花梨家具至此戛然而止。嘉道之后偶有出现的黄花梨家具，也多是旧料改制。因此，中国本土的榉木家具的制作和使用又开始稳中有升。即使是在明式黄花梨家具退出到清式红木家具登场的断层时期、以进口红木和其它名贵木材为代表的清式家具时期，榉木始终是家具制作的主要用材，未曾断代。甚至初年时,仍有用榉木仿制明式家具的遗风。左右逢源的榉木家具，贯穿了明清两代，其很好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将明式家具的整体脉络和风格流变展现得淋漓尽致。

品种最为齐全

榉木家具的种类非常齐全。它囊括了古代家具的各个门类，非其它任何木材家具所能比拟。

榉木家具的品种繁多。无论桌，案，几、凳，椅，柜，橱，床无一不有。普遍存在于文人士大夫、商贾以及普通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榉木家具与其他硬木家具不同，多用大块木料，极少拼接，风格显得大方爽直。黄花梨、紫檀等其它硬木全靠进口，高价难得，因此在制作家具时通常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宁愿多做工，也不愿多用料。所以今天所见的苏式黄花梨紫檀椅具中，几乎都是藤面，罕见板面。榉木广产于江浙本地，来源充足，因此多用大块木料面板，尽情体现木材本身色泽纹理的天然美丽，给清秀的江南风格带来了大方的豪气。

同时，也因为榉木价廉易得，江南的文人与工匠乐意将其作为家具创新和改进的原料。将各种“文心”和“匠意”尽情施展和体现在榉木家具上，榉木家具也因此留下许多体现意趣和创意之作。而黄花梨、紫檀等因原料稀少，很少用于家具的调整和创新，更多呈现的是

经过多次改良和实验后最终成熟与规范的家具风格。有趣的是，体现文人品评与设计的榉木家具，甚至会超越材质本身，更受人们的追捧。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一张刻有文人题字诗文或绘有图画的“椐木刻诗画中床”估价为白银5两，而另一件材质更高贵的“青漆花梨木凉床”的估价却仅有白银1两。可见文人的巧思和意趣丰富和提升了榉木家具形式和内涵，使其价值超越了材质本身，更受世人的追捧。榉木家具因此用更为齐全多变的品种和类别，全面细致地展现出明式家具的细腻神韵。

榉木作为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本地盛产的优秀木材，被长期、广泛地应用于当地的家具制作。即使在进口的高级硬木家具普遍使用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在明末，商贾、平民争相以稀有木材、奢华装饰的家具为尚的时期，榉木以其量多质优、色泽典雅、纹理华美等特点，获得了江南文人士大夫的亲睐，并以其亲自设计制作家具，相伴日常生活左右。榉木家具的年代贯通性和门类齐全性两大特点，就像两条交叉的横轴和纵轴，将明清年间，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特点和精华一一包罗。榉木家具的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发展过程。在榉木家具中，存在着大量明式家具的经典和上乘之作。在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长河中，它始终如一地展示着自己博而不俗的高雅品味。要想全面详细地了解和研究“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发展脉络、艺术内涵和历史价值，只能从传承有序、风格全面的榉木家具入手。

附录一： 艺术遗产

“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它既是吴地精粹文化的载体，也是我国传统经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清之际，社会主流时尚文化的最典型代表。它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在日常生活的家具领域中取得了历程碑式的成就。不仅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实物形态彰显造型艺术的魅力，更是在传达一种合乎自然的合度和谐中，给人们一种超然沁心、高雅绝俗的审美享受。其设计思想、手工技艺、造型艺术、科学结构、多样化的款式等至今仍深深震撼世界。2006年5月，苏州“明式家具制作技艺”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材质与造型完美结合，当心性与营造产生共鸣，由此凝成的艺术，与人可谓悦目赏心，与物真堪几世把玩。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真正把人带入了这种境界。将其作为“艺术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应是将其作为一种时代特征和文化现象的归结和挽留。

附录二：

灵岩山房——江南明式家具博物馆

灵岩山房是国内首家以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它紧扣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主题,精心甄选江南地区体现文人情趣和精神意识的明式家具，包括椅凳、桌案、床榻、柜橱等各种系列和品种。

灵岩山房的馆藏家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家具多来自于江南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其次，家具所用的木材多以江南本地树种——榉（椐）木为主。再次，家具的设计者多为当时的文人雅士，体现文人品味与审美意趣。

灵岩山房深谙，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因为特定时期，江南文人的参与设计和监制，因而成为中国家具的精华。虽然家具所使用的木质材料有好坏之分，但不是家具优劣的决定性因素。更体现家具精神内涵的还是设计思想和制作水准等因素。因此，灵岩山房希望通过江南最典型的木种、最典型的作品，呈现出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江南明式文人家具整体发展脉络。再现与中国古典文化精髓一脉相承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内涵，令人在欣赏与回味中，获得审美的享受与文化的认同。

为了完美再现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精髓，灵岩山房严格设定了六大收藏标准。一、年份：明代至清中期(乾隆年)以前。这一时期的家具最能体现的明式家具的特点。二、造型：款式简洁、比例对称，体现明代文人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情趣。三、工艺：注重细节、精工细作、精益求精。四、材质：多选取能体现江南地区特有优点的赤色的“血榉”，老龄大材，纹理多为山峦重叠、云水围绕的“宝塔纹”。五、品相：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整度，保存原先的气质、面貌。六、包浆：真实自然体现时光印记。

目前，灵岩山房中，符合六大收藏标准的家具有300 件，其中还具有一定稀有性的有150件。

附录三：灵岩山房的收藏的意义

（1）灵岩山房以“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为主题在国内博物馆中实属唯一。馆中藏品历经十多年精心甄选和收藏，规模和质量以及品种都达到既高又全的标准。不仅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传统经典家具的脉络和精粹，也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化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的精髓，彰显出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一段古朴、优雅、和谐的精神和文化风貌。目前，对于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及古代文人艺术生活方式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成套的成系列的藏品实物，对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艺术价值和文人生活及相应环境等系列研究,有很好的实物作用。

（2）灵岩山房馆藏的经典“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弥补了作为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江南地区明式家具实物系列留存的空白。没有或缺少经典实物的非物质文化，对于今天社会的影响和启发作用非常有限，具有完整、系统经典实物留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在价值，对社会产生可持续性的作用和影响。目前，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实物中，真正的精品还是比较少。但传统经典文化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却是时不可待。对于切实参与保护的行动和力量，应给于相应的重视和扶持。

（3）灵岩山房馆藏的江南明式文人家具，是江南文化的精粹，在区域文化中具有重要性、稀有性和代表性。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作为中国经典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江南、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要目标中，包括“促进对城市遗产的保护，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的城市发展。”并且需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城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留在空间上的城市文明的不同形态”。并通过中国传统经典艺术

品的展示，揭示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协调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汲取前人智慧用于可持续发展”，“为未来的城市留下的遗产”。灵岩山房的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作为区域文化亮点、及具有海派文化特点的实物展示，非常符合上海艺博会的定位和目标，在在经典传统文化实物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灵岩山房的馆藏艺术品在艺博会的主题馆或相关区域展示是非常合时合宜的。

（4）灵岩山房的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软实力，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对于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建设，具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上海提出要建立以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要想成为文化中心，就需要一些有质量的公立或私立的经典艺术博物馆。而不是目前所谓的很多“民俗”、“民间”博物馆。只有高质量、高标准、高起点而不是只追求数量的博物馆才能使上海真正成为一个代表中国特色的国际性大都市。根据市 2010 年世界博览会的规划，希望上海能把在历史文化、艺术领域中建立 100 家高质量的博物馆与市公共绿地中的文化休闲区的建设结合起来，以期真正达到全民参与弘扬、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